圣严法师口述
胡丽桂整理
转载自人生杂志二五六期
我所知道的日常法师，俗姓黄氏，一九二九年出生于江苏省崇明县，是我的祖籍小同乡。一九四七年中国大陆共产党革命期间，他随叔父来台，进入台南工学院（成功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系就读，尝寄住其同乡家，便是曾经担任教育部部长，现任中央研究院吴京院士的父母家，因而与吴京院士之间，有着一段兄弟之谊。
一九六五年，日常法师在苗栗狮头山元光寺，追随本明老法师剃度出家，当时我正在美浓闭关。出关以后，我到了新竹福严精舍探望印顺长老，也在那里见到了仁俊长老、演培长老和日常法师。我对日常法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很有威仪，非常的用功精进，专持念佛法门，他有一个专门用功礼拜阿弥陀佛的空间。当时跟我一起从大陆来台湾的同学幻生法师，在介绍日常法师时便说：“这是专修净土法门的日常法师。”日后，仁俊长老在新店建了“同净兰若”道场，日常法师也追随前往。奇妙的是，仁俊长老和印顺长老都不是修持净土法门的，而跟随身旁的日常法师却专门念佛。对此我曾经好奇地问他：“两位长老并没有专修念佛法门，为什么你一个人念佛呢？”他回答我说：“这没有关系啊！”一九七二年，仁俊长老转往美国弘法，日常法师也到了美国。
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几次与在美国静养的印顺长老通信，长老病得很重，便由日常法师代笔写信给我。当时日常法师就随侍印顺长老，住在沈家桢居士的菩提精舍，甚至有一段期间，也住在沈居士的家中。
一九七五年底，我到了美国，住进美国佛教会的大觉寺，日常法师也在那里。那个时期大觉寺好热闹，诸如仁俊长老、敏智长老、寿冶长老与静海法师等都一起共住。只不过我到达时，寿冶长老已离开大觉寺，尔后静海法师与法云法师成立了自己的道场，也相继离开了，因此在大觉寺共住的法师，就只有仁俊、敏智、日常、通如和我五位法师了。
我初到纽约不久，正好赶上一股西方人禅修的热潮，当时美国有一位很活跃的禅师菲力浦·凯普楼（Philip Kapleau），他写的一本书《禅门三柱》，非常畅销，后来也被顾法严居士翻成了中文。日常法师有一段时间就是跟着他在纽约上州的罗契斯特禅中心学禅，准备回大觉寺教禅修。可是日常法师听说我在闭关时，是用禅修的方法，也在日本留学期间学禅，而我日本的老师伴铁牛就是菲力浦．凯普楼的老师安谷白云的同门师兄，他们都是原田祖岳的弟子。从日本禅修系统的辈分来看，我和菲力浦．凯普楼是属于平辈，日常法师非常客气地要我担任禅修的老师，由他来担任我的助手，我则是希望由我们两个人一起来教。就这样，我和日常法师开始在大觉寺举办禅修活动，前后办了好几次的禅训班，从初级班到中级班，彼此之间的合作非常愉快。
那段期间来大觉寺学禅修的学生，多半是美国人。我自己本身不通英语，日常法师的英语能力直接可与美国人沟通，但是他很谦虚，坚持不做翻译，因此我们找到一位青年王明怡居士担任翻译。这群西方学生有十几人，他们都读过菲力浦·凯普楼的书，希望我也能够带禅七，因此我们就借了沈家桢居士的菩提精舍举办了第一次禅七，这也是我平生所主持的第一场禅七。这次禅修，虽然是以我为主，实际上有二位老师，另一位就是日常法师，对于禅堂作息，以及对于学生身心的照顾上，他帮了我许多的忙。
与日常法师共住纽约大觉寺期间，曾经发生一件有趣的事，至今让我印象深刻。有一天，共住的敏智老法师去了纽约中国城，回程时搭地铁却迷了路。他是不记站名的，只记得最靠近大觉寺的地铁站附近，有一个明显的香烟广告看板，而接近出口的地方，有另一则广告。可是，当老法师走出地铁站的出口以后，走来走去，就是找不到大觉寺。他向一位警察问路，比手画脚地说要回大觉寺。这位警察也听不懂中文，就带着老法师去到一间广东人开设的洗衣店，听听看老法师究竟说些什么。而洗衣店的老板说，他在这里住很多年了，从来没听说过大觉寺。老法师想起身上有一张大觉寺的名片，便由警察先生帮他打了通电话回大觉寺。
当时住在大觉寺的法师之中，能够讲英语的，只有少数几人，日常法师的英语能力相当不错，因此常常是他接的电话。当天日常法师接到电话就问：“老法师，您人在哪里啊？”老法师说：“我就在大觉寺附近啊！”结果，警察先生告知日常法师的位置，从那里到大觉寺，有好几公里远。老法师虽然没有搭错车，却往相反的方向去了。
接过电话以后，便由日常法师开车，而我陪着他一起去接老法师。当天时间已经很晚了，一路上的能见度也不是很好，日常法师一路开车开得很吃力。当我们出现的时候，敏智老法师似乎有点不高兴地说：“大觉寺就在附近，怎么拖了这么久才来接我？”日常法师微笑着告诉老法师：“您老觉得很近，其实相当远哩！”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
在仁俊法师和我前后担任大觉寺住持期间，虽然没有副住持这项职称，但实际上，日常法师就是做着副住持的工作，所有大觉寺一切对内对外的联系、交通、许多事务，由他负责，因此大家也就称他为副住持。当时所有的东西方居士们都很喜欢亲近他，因为他见到任何人，都是那么的友善，脸上总是绽放着那样真诚的笑容。我初期的西方弟子们，例如替我编写《牛的印迹》（Hoofprint of the Ox）的史蒂文生教授（Dan Stevenson）等，都非常怀念日常法师，认为日常法师也是他们的老师。对我个人而言，日常法师是早期我在西方弘法的一位善知识、一个好友，特别是在大觉寺期间，我们彼此之间缔结了非常深厚的道谊。
我和日常法师也曾经计划着一起到加拿大共创道场。那是因为当时有一位虚云老和尚的皈依弟子詹励吾居士，他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乡下有一块土地，大约八十英亩，希望我把它建成禅宗的道场。因为大觉寺并不是一处纯粹的禅宗道场，在禅修之外，也经常接待各宗各派的善知识，当然也包括西藏的法王、仁波切以及喇嘛。既有此因缘，我便和日常法师商量着，一起到加拿大创建中国禅宗的道场。
只是，在因缘的阴错阳差之中，到加拿大创建道场，成了一个没能实现的梦。我没有去成加拿大，而是回到了台湾，接下中华佛教文化馆的法务与中国文化学院的教职，同时也担任了美国佛教会在台译经院的负责人。如此一来，我多半的时间留在台湾，无法兼顾大觉寺的住持，因而离开大觉寺；又历经纽约街头的流浪之后，才成立东初禅寺。这段期间，大觉寺也已经有了变化，道场改由比丘尼负责，日常法师也离开了。从此以后，我和日常法师互动的因缘，也就渐渐的减少了。
后来，我听说日常法师到了美国西部的洛杉矶发展，有很好的法缘；又听说他到了印度学藏传佛教，一九九二年在台湾建了僧团及好几处道场，新竹湖口的凤山寺是他们的本山。我曾经邀请他到农禅寺叙旧，一方面请教他到印度学法的心得，让我也能够成长，他说起在印度达兰莎拉亲近达赖喇嘛和几位上师的过程。当时他已在凤山寺弘讲《菩提道次第广论》，也将历次所讲的内容集结成录音带发行。我也买了这套，这是一套影响深远的伟构钜作，根据它发展出了读书会，遍及台湾各地。
日常法师的一生，虽然没有成为公众人物，但是台湾的佛教界，都知道他很有成就，特别是读书会的影响，深入人心。现在台湾有许多的道场和善知识们，都很赞叹这个读书会的模式。一九九七年，他创设慈心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鼓励农友们开设有机农场、栽培有机农作物；又成立里仁公司，开发安全健康食品及生活用品，做得非常成功，参与的人很多，甚至我也吃过他们所种植的有机蔬菜。可见日常法师既重视僧、尼的培养，也着重生产事业，这些都是他晚年的成就。
几年前，我与当时的教育部长吴京部长晤面时，吴部长问我，他有一位很好的兄弟，未出家前俗姓黄氏，已经好久不曾连络了，问我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我说：“我知道，部长要找的人，就是日常法师。”部长说：“对，就是日常法师，但是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了。”我说：“很容易，只要我打个电话，就可以找到日常法师。”就这样，我给日常法师打了电话，也到了新竹凤山寺去探望他，受到非常热忱的接待。当时他说：“跟吴部长见面的事不必急，将来总是有机会的。”不久之后，我知道多年失联的吴部长与日常法师终于又见面了。
日常法师只比我年长一岁，他也和我有相似之处，那就是终生抱病，带病修行。这次听到他往生的消息，我的内心非常哀伤，佛教界少了一位善知识，我自己也少了一位好友。一个月前，有一位何英超居士告诉我说，日常法师的身体非常衰弱，已经必须坐轮椅代步。他说：“日常法师可能来日无多了，但是他的成就不会因此消失，尤其他的弟子们都非常优秀，对于日常法师传授的法门都很受用。将来台湾的佛教，由日常法师带领的系统，不仅不至于后继无人，反而会是源源不绝地发扬光大。”
日常法师于二○○ 四年十月十五日舍报示寂，我于十月二十四日率同男女二部的副都监及监院，前往他的凤山寺致悼，由其弟子如证方丈等接待，见有数百人的僧俗四众正在虔诵《大般若经》，为日常老和尚祈福。并知他所遗出家弟子男众有一百五十多人，女众有八十多人，都很年轻而好学有道心。我在这里祝福这位老友的门下弟子们，个个都是法门龙象，并祈这位老友早日乘愿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