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史萊克談未來人才
其一，「人際」能力，包括：與他人一同學習、生活、工作；建立、處理人際關係；尊重、欣賞他人文化與價值觀；處理情緒與感知他人情緒；表達與傾聽；分析雙方利益、達成雙贏協議的能力等。
其二，「自我負責」能力，包括：做好人生規畫與設定個人目標、了解自己的才華與極限、了解自己的社會定位、選擇適切工作的能力、將夢想化為行動的能力等。
其三，「活用知識」能力，包括：語言的說、寫、表達、溝通能力；數理運算；活用知識與資訊的能力（蒐集、分析、組織、判斷、選擇）；活用新科技並使之與生活結合的能力（如電腦、網路、視訊、網路社群、網路行銷、遠距學習等）。
過去台灣多數小學將OECD第三項能力，當成是最重要的能力，而忽略了前兩項能力。即便是第三項能力，也試圖以分數測量，而忽略「整合、活用」才是關鍵。
除了上述報告，OECD每三年會針對全球十五歲學童進行能力測驗（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更是全球教育界的重要指標。商周特別專訪這項專案負責人、OECD教育部指標與分析處總監史萊克（Andreas Schleicher），這也是第一個採訪OECD教育部的台灣媒體。
史萊克接受本刊越洋視訊採訪時指出：持續學習的能力與學習態度，是影響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他表示，有些能力可以在二十幾歲時再培養，但對「學習」這件事的興趣和能力，及早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事。 以下是專訪紀要：
商業周刊問（以下簡稱問）：你負責全球學童的能力測驗，請談談透過PISA發現最重要的教育趨勢？
成功特質 懂得分析、創造並應用知識
史萊克答（以下簡稱答）：這十幾二十年來我們觀察到，這世界對於處理例行、慣常事務能力，處理例行量化、運算能力的需求明顯下降，主要原因是這類型能力可 以透過自動化、電腦運算來達成。這類型的能力很容易教，也很容易測驗，也是傳統學校教育中擅長的。但我們發現，傳統學校教育中所善於教授的東西，在現今社 會中已經越來越不重要了！
因此，PISA的設計構想，不希望只是測驗學生在傳統學校課程中學得的東西，而是希望知道學生從獲得的知識是否能進一步延伸、應用在日常生活。
有人批評，PISA並不是一個合理、公平的測驗，因為許多測驗的題目學生沒有學過。他們是對的，但人生本來就是不公平的，在真實人生中，你將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而且你不可能預先練習過所有問題的答案。能整合運用已習得的知識，來創造出新知識才是最重要的。
問：PISA的測驗對象是十五歲的學生，你認為個人一輩子的學習態度與關鍵能力，早在十五歲以前就已大致定型嗎？
答：其實年紀不是重點，它未必一定是十五歲，也可以是十四歲。
根據我們在加拿大、澳洲追蹤一些學生從小到大的發展中發現，在初級教育（primary education）中，學生都已逐漸建立了一些影響未來的關鍵能力與態度；而學生在十五歲後學習的知識，都只是強化這些能力或態度。
在PISA測驗中表現良好，並不單指「知道什麼」，更是擁有良好的學習態度，並且有足夠的動機持續學習。
有些能力你可以在十九、二十歲時再培養，但對「學習」這件事的動機和興趣，及早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事。
問：你剛剛提到了一些關鍵字，諸如創造、取得以及運用等，請問這些是未來人才能力背後最重要的特質嗎？
答：最重要的是主動的學習模式；主動創造知識的能力。
就拿科學來說吧，假設有些學生日後進入研究科學的專業領域，可能到時候他們所接觸的科學知識中有一半目前根本還不存在。我們不可能教導學生「所有」的知 識，因為到他們真正進入社會的時候，有許多新發生的知識，我們現在根本還不知道。因此我認為在未來的世界中真正能成功的人，不是只懂得累積知識的人，而是 懂得分析、創造、建立知識，並將它應用到生活中的人。
芬蘭經驗 不同學生不同教法，教師自行設計課程
問：在PISA的測驗結果中，我們發現韓國與台灣的學生，都是學科分數高卻自信低，迥異於美國學生。你認為是因為文化差異，還是教育制度的影響？
答：我想這並不是只有單一因素，不過教育制度可能占了一大部分。以芬蘭來說，它在一九六○年代進行教改後，整體表現都提升了，但文化沒變，所以不是文化的 影響，而是芬蘭在教改中採用了新的教學策略和方式。
簡單來說，他們不再是老師用同一種方法教所有的學生，而是老師會針對不同學生給予不同的教法和內容，對 所有學生的教學目標是相同的，但是會針對不同的需求，依學生的學習能力、動機、態度而調整，我們稱這種是「極度個人化」的學習方式。當然這必須招募許多有 興趣、有能力的老師加入。
此外，我們發現，這些國家對每位學生都有很高的期許，並且提供足夠的資源給予支持。
另外一點是，優秀的教育體系中，很強調自行建立知識。以芬蘭為例，沒有人明確告訴老師該教什麼，教育制度僅明確說明學生該學會哪些知識，但細部的教授方式及課程內容設計卻是教師的責任，因此教育體系只是教師與學生在知識傳授過程中的連結，而非傳統的權威角色。教師的身分不再只是「轉授」知識，而是要負責規畫出適切的教學方式和內容。
未來期待 學生有「共同合作解決問題」能力
問：PISA除了測驗學生的閱讀、數學及科學三種能力外，在二○○三年與二○○六年分別加入了「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學習態度」兩項新的測試，為什麼？未來還會增加新的項目嗎？
答：有一項相關的能力，PISA一直很希望能夠評量的，是學生「共同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比解決問題的能力更進一步的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包含許多要素，必須要有指出問題的能力、發展出解決問題策略的能力，這兩項我們在二○○三年的PISA測驗中已經進行了；在接下來二○一二年裡，我們希望能測試出學生如何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運用這些能力。
因為在現實社會中，以歐洲為例，有時候進行一項新科技的研發製造，會牽涉到上萬人參與在其中，因此合作的能力很重要，這就是知識經濟的本質。雖然大家都認 為這很重要，但在當前的學校教育中，學生的學習方式還是很個人，每個人獨自考試，而且在學期結束的時候拿的也是個人的分數，他們接受到的是很「個人的」而 非「群體的」教育方式。因此關於人際互動這點在期望上與實際教育中是有落差的，PISA測驗是個重要的推手減少這個落差，它能夠提醒各教育系統，人際合作關係落實在教育上有多重要。
問： 最後我們想問：學校好壞對學生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從PISA的報告中我們發現，在芬蘭就讀不同學校對學生能力的影響程度不到五％，但台灣卻高達四五．八％，較OECD國家的平均值三三％還高。
答：這對教育體系來說，是一件值得關注但不容易解決的事情。以台灣來說，即使整體的PISA測驗表現不錯，但不同學校間學生的表現卻有明顯的落差，但是在一些優秀的教育體系裡，如我之前提及的芬蘭、加拿大，這項差異就沒這麼明顯。
要將個別學校的影響力縮小，就必須從整個社會的教育制度著手，找到最優秀的人才來當教師，並給予適當的指導，讓他們成為優秀的教師。以芬蘭來說，各校學生間的落差之所以小於五％，就是因為在完善的教育制度下，選擇任一所學校的差異不會太大，培養出的學生素質都較為整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