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茜（商業周刊 84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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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蔣介石派遣二十一師登陸基隆港口。
依監察院楊亮功公布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艦隊才開到港口，便接獲情報「島內均亂民」。艦長於是下令「見人就掃蕩。」一九四七的基隆港，沒有太美麗的走道，時間也非夕陽西下。
風有點大、雨飄得細細，不知情的民眾在港灣散步著。機槍掃射初始，打出來的砲彈和太陽一樣亮，穿著拖鞋，老台式短褲的男女老少，只聽聞轟的一聲，倒躺於地，死了。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就此開始了最高潮的國家暴力鎮壓。
沒有人知道，乘著軍艦開槍的士兵，如今在那裡？他還安在嗎？他的後代還住在台灣？還是中國大陸的某個角落？
那艘軍艦，著著實實打出了台灣歷史中最重要的第一槍，從此之後的台灣史，悲情且仇恨地發展了五十多年，至今未歇。
開槍的軍隊，沒有名、沒有姓，只有二十一師代號。兇手名字未知，本地人只能辨認他們是「外來省份的人」。半個世紀以來，「兇手」被連結一個等同的擴大數萬倍的符號：外省人。
二二八事件兩年後，中國內戰中全然敗退的國民黨政府，倉皇帶著子弟兵渡海遷台。新一批的外省人，有的只十六歲，可能早起才走入田埂，就被強拉當兵。一輩子沒出過洋，從沒聽過二二八，第一站就穿著草鞋來台灣。往後的日子裡，他們多半躲在台灣的竹籬笆世界，有人退伍了，才花盡畢生積蓄買個姑娘，守個家。
打從十六歲起，這群人就沒有爸爸媽媽。
國破山河在，他們的世界只有蔣公，也只能跟著蔣公，竹籬笆外的世界，對他充滿了強烈的敵意，他們是飄洋過海的外省人，和當年軍艦上「相同」的外省人。
外省人綽號「老芋仔」，芋仔是一種不需要施肥的根莖植物，扔在那裡就長在那裡。長相不好，烤熟吃起來卻甜甜鬆鬆，削皮時手摸著，有點發麻。滿山遍野，只要挖個洞，就可找到幾顆鬆軟芋仔。芋仔命賤，「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
我台中老家對面就住著一位老芋仔，煮麵一流。沒人關心他從中國大陸哪個省份來，媽媽住哪裡，好似他是石頭蹦出來的怪物。對我們這些本省家庭，外省人不是混蛋，就是可憐蛋。混蛋在台北當官，欺負台灣人；可憐蟲就在市井街道裡，擺攤賣陽春麵。
老芋仔賣的陽春麵特別便宜好吃，夜市裡搭個違章建築，就可以從早賣到晚。
有天門口特別熱鬧，原來娶親了，姑娘從梨山山上買來，清瘦嬌小的女子，後來生了小孩，小姑娘也常背著小孩在攤前燙麵。
我喜歡買他們家的滷蛋，幾次聽到他在旁邊教他太太，麵要煮得好，放下去的時候，得立刻撈起來，再擱回去；千萬不能一次燙太久，否則湯糊了，麵也爛了。
麵攤老芋仔有日不作生意了，哭嚎的聲音，穿透薄薄的夾板，凡路經夜市的人都聽到。
隔壁雜貨店老闆娘轉告我們家長輩，老芋仔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兒子也不要了，還把他長年積蓄、擺在床底下的現金全偷個精光。過了三天，老芋仔上吊自殺，孩子被送進孤兒院。上吊時，繩子掛在違章建築樑上，臉就對著後牆的蔣介石遺照。死，也要跟著蔣公。
麵攤老芋仔死後四十年台灣盛行本土運動，家鄉中國大陸危險擴軍，飛彈部署天羅地網，對著另一個家－－台灣。四十年前的老芋仔上吊了，其他老芋仔活下來，眼看兩個家對打。
於是台灣需要飛彈情報員。誰願意在「承平時刻」仍為台灣死？沒有名、沒有姓、逮到被打毒針、可能接受酷刑、被剝皮，死了也進不了忠烈祠，誰賣命？薪水不過一月五萬，到大陸路費四十萬，買一條命，誰幹？
還是那批老芋仔的兒子！還是那群當年飄洋過海的外省人！
從老子到小子，一代傳一代，人生就是要報國；沒有國，那有家？
中華民國也好，本土化也好，外來政權也好，李扁當家也好。
竹籬笆內的子弟，活著，永遠都要跟著「蔣公」！
被吸收的情報局人員，擔任情報工作那一刻起，真名就消失了。
人生從此只剩化名，除了軍情局簡單記錄事蹟外，出了事，家人不敢鬧、不能說。 台灣人天天逍遙，十幾年來，台海平靜到人民完全感覺不了戰爭的威脅。只有這群傻外省人，老覺得國家危難，他們得前仆後繼。
老的上一輩犧生不夠，小的還得賠上一條命。
有情報員家屬向我哭訴陳情，我很慚愧，也很感慨。慚愧的是，我們常覺得自己已幫國家社會做過多事，很了不得；但站在你面前的這群人，他們怎麼從不談了不得呢？他們的傻，造就了我們人人自私的空間。但令人感慨，這些外省人無論累積多少英雄事蹟，他們的命運總陷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的那一槍，他們永遠都是「飄洋過海」的外省人。
五十幾年下來，八二三砲彈死的是外省人； 空軍公墓前走一遭，戰死的飛行員個個才二十出頭，也是外省人； 為台灣蒐集飛彈情報，保護台灣本土運動，死的也是外省人。
我無法衝口說出的是，外省人為什麼那麼笨？國家多數人並不承認他們，怎麼還願意替國家去死？
外省人啊！外省人！原罪有多深？多少付出，才能償還當年歷史的錯誤？
多少前仆後繼，多少代，才能換取本省人終究的接納？
台灣的外省人無法支撐任何一個有意義的政治力量。
隨著台灣民族主義崛起，只占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外省人，政黨如全然反映這群人對歷史的認識、對故鄉的鄉愁，贏不了。
任何一場戰役中，外省人都得當默默的犧牲者，從戰爭到選舉，他們不能大聲說出母親的名字，不能哭嚎他們的鄉愁。
他們的一切都是錯，生的時候錯，死的時候也錯；為國家錯，不為國家也錯！
西元一八九四年，一位猷太裔的法國陸軍軍官德雷福（ Dreyfus ），被控出賣法國陸軍情報給德國，軍事祕密法庭裁判國罪，德雷福遭流放外島。這是法國近代史上轟動一時的德雷福事件。整個事件後來被証實是假的、捏造的；它可以成立只有一個前提；這位陸軍上尉德雷福是猷太人，不是正統法國人，他是法國的「外省人」。
在當時舉國面臨共同敵人德國情況下，法國德雷福身上的猷太血統成了祭品，目的是撫慰普法戰爭中嚴重受創的法國人心。其後法國社會分成兩個政營，雙方在報刊上相互攻擊，在議會中進行政治鬥爭，在街頭上發起群眾運動。
事件在小說家左拉發表的著名文章【我控訴】後，達到高潮。
「最後我控訴第一軍事法庭，他違反法律 …… ，我控訴第二軍事法庭，他奉命掩飾 …… 不法行為，判一個無罪的人有罪 …… ，我的激烈抗議只是從我靈魂中發出的吶喊，若膽敢傳喚我上法庭，讓他們這樣做吧，讓審訊在光天化日舉行！我在等待。」－－左拉，【我控訴】
一百多年來，德雷福事件在每個社會上演著，這是左拉在【我控訴】文章中最後的預言。
民族主義者並不關心案件的法律細節、人身生命權，他們只關心事件給自己帶來的後果。
「德雷福」的影子，如今被流放到台灣。
我的朋友周玉寇，曾經對我說：「你可以大聲講話，因為你是本省人，不是外省人。」
左拉死後一百年，二二八那一槍後五十年，我們本省人，該輕輕自問一句了：外省人，該不該是有權利活下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