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究竟是個中性的商品媒介 ，還是可以用來支持社會道德的工具 ？
“如果你經營風險投資，你就身價 8 億。但你竟然拿著現在的工資，你有毛病啊？”這是在曼哈頓金融界的一次講演中來自聽眾的提問，提問者是位風險投資商。被問者則是講演人， 耶魯的首席投資官大衛‧史文森。
大衛‧史文森是在耶魯拿工資最高的人：年收入 100 萬美元，超過校長一倍以上。但是，他在哈佛的同行，年收入在 1500 萬到 2000 萬之間。一個好的風險投資商，則可能掙到上億。所以，在金融界，百萬收入的大衛‧史文森確實太過 安貧樂道 了。
再看看他的業績，就更是不可思議：他也許是歷史上給耶魯帶來財富最多的人。他的職務很簡單，就是用耶魯的捐助基金投資，使學校的財力升值。在美國，特別是私立名校，都擁有大量捐助基金。這是一個學校實力的基礎。如果能夠聰明地用這筆基金投資，學校的資產就會迅速翻番。所以，各大學會不惜工本，斥重金請一流的金融專家來經營。
耶魯的捐助基金僅排在哈佛之後，為全美第二。這筆錢的形成，當然要靠一系列慷慨解囊的校友和財主： Harkness, Sterling, Beinecke, Mellon 等等。這些名字，是美國家喻戶曉的“財神”。耶魯的許多建築、圖書館、學院都是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他們捐助的金額，從一億多到兩三億美元不等。但是，大衛‧史文森的名字雖然還沒有出現在任何耶魯的建築上，他給耶魯帶來的財富則高達 78 億美元，無人能比。
這 78 億是怎麼算出來的呢？首先，在史文森的經營之下，從 1985 年到 2005 年這 20 年，耶魯的捐助基金從 13 億增長到 140 億，淨增 127 億。當然，這 20 年趕上美國經濟高速增長，股市火爆，各學校的捐助基金都通過投資大幅上漲。淨增值當然不是史文森一人之功。不過，如果拿各校捐助基金的平均增長比率來對比，在史文森的經營下，耶魯的捐助基金比按各校平均增長率創造的財富多出 78 億。這當然要歸功於他經營有方。即使和耶魯的對手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頓、斯坦福等學校捐助基金的平均增長率比，史文森的經營也比人家多生出 40 億。具體地說，這 20 年，耶魯捐助基金的年增長率是 16.1% ，哈佛雖然也表現出色，但年增長率也不過是 14.9% 。如果一位校友 1985 年捐給耶魯 1 萬美元，到 2005 年，史文森就讓這筆錢變成了將近 11 萬。如果把這筆錢放在股市中，現在也不過是 4 萬到 9 萬多。難怪史文森在哈佛的同行傑克‧邁耶自歎不如：“在這個行當中，大衛是最好的。”
1985 年，當年僅 31 歲的史文森出任耶魯捐助基金首席投資官員時，耶魯的捐助基金正陷於危機之中。從 1968 年到 1979 年，美國處於高通貨膨脹，低股市的階段。耶魯捐助基金的購買力下降了 45% ，以後也遲遲不見起色。實際上，耶魯的財政危機，一直延續到 1990 年代初期。乃至學校窮到要砍掉一些缺乏競爭力的系和學科，一度甚至連社會學系也面臨著關門的危險。
捐助基金是一個學校的底氣。耶魯靠這筆錢支持著全校 28 位最頂尖的正教授，給學生提供獎學金，維修各種基礎設施，支持各種運動隊等。捐助基金在金融市場上表現不佳，一切都免談。這也怪不得，耶魯從 1990 年代初開始，在史文森的金融魔棒下漸漸反彈。科系不再砍了，像商學院這樣的新興學院，反而異軍突起。給學生的獎學金也更有競爭力了，甚至讀碩士學位也能拿包括生活費在內的全獎，所有博士學位都拿到全獎，外加暑假的經濟資助。同時，整個校園突然變成了一個建築工地。校方投入大量資金，對年久失修的建築逐個維修。號稱世界第二大的綜合健身房，本是個獲獎的老建築。拆掉重建一個現代的健身房，費用是維修老建築的一半。但是，財大氣粗的耶魯決定保留老建築，對之翻修擴建。這個健身房經過昂貴的整型後，變成世界第一大，而且照樣保留這古色古香的風格。這一切，離開了史文森怎麼可能？
當然，他並不僅僅給學校帶來財富。許多教授和員工的退休金，也跟著捐助基金經營。這也難怪，史文森的事跡以封面人物故事刊登在耶魯校友的雜誌上。許多人把他看作是耶魯成功的魔術師。
史文森出身於書香門第，是 6 個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他的爺爺和父親都是化學教授。他父親還是威斯康星大學 River Falls 分校文理學院的院長。他也就是在父親的學校裡讀完了本科。 1975 年，他來耶魯讀經濟學博士。畢業後，他到華爾街工作了 6 年，但覺得華爾街不是安身立命之處。他最喜歡的還是耶魯。這時，恩師威廉姆‧布朗納德正好當了教務長 ( 耶魯第二號人物 ) 。這位經濟學家清醒地意識到扭轉學校的危機必須以理財為先。而理財能力，非自己的得意門生史文森莫屬。於是他力挺史文森，破天荒地讓一位 31 歲的年輕人執掌耶魯的財政命脈。
史文森也當仁不讓，迅速在這個關鍵的位置上閃光。除了理財的天賦外，他最可貴的素質，就是其 社會責任感 和 道德準則。一個只想賺錢的人，不可能在耶魯呆這麼久。在威斯康星州長大的史文森，從小受父母的影響，認識到生活中有許多重要的事情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他一生最大的理想，是當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為公眾服務。也因此，他認為美國金融投資業的許多做法是不道德的。他的近著《非常規的成功：個人投資的基本方法》炮轟通用電氣前 CEO 韋爾奇驚人的退休待遇。
在耶魯，史文森不僅負責投資，捲入校園政治，還自願給本科生和商學院的研究生們上課。他 不願意單純地做一個賺錢機器 ，而 要做一個有良知的人 。作為經營耶魯投資的最高官員，他每天都會遇到這類道德問題：投資煙草業是否對得起那些吸煙的受害者 ( 哈佛已經從煙草業撤資，耶魯沒有行動 ) ？ 是否應該用投資的方式支持社會公益？一句話，錢究竟是個中性的商品媒介，還是可以用來支持社會道德的工具？
所謂“道德投資” (ethical investing) 的問題，在耶魯已經辯論了 30 多年。 1972 年，耶魯成為第一個放棄價值中立的投資行為 ( 即所謂“消極的機構投資者” ) 的主要大學，並由學生、教師和校友組成了“投資者責任委員會”。在 1978 年到 1994 年期間，在這個委員會的敦促下，耶魯賣掉了在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的 17 家公司的股票。如史文森聲稱：耶魯 只會把錢交給有極高的道德準則的人。投資的目標是贏利還是實現某種社會理想，其間的平衡很難掌握。在史文森的領導下，耶魯的投資行為已經受到左翼和進步主義人士的批評。 史文森若不能以自己的人格為耶魯的道德標準作擔保，投資即使賺了錢，也會產生不能承受之重的政治後果。史文森之不可或缺，就在於他立功，立德，立言；兼理財、政治、和知識才能於一身，能夠同時對付金融和道德的問題。這二十年耶魯的成長離不開他。他為耶魯創造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