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唐大烈
三焦有形、無形之說，越人、華佗、王冰、東垣皆曰有名無形；余則或言無狀，或言有形，紛紜無定。愚意當以無形之說為是，非若五藏五府各自成形，可以定其象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三焦定論也。以其無形，故舉功用之相似者以比擬之也。霧、類乎氣，《決氣篇》所謂“若霧露之溉”是也。考漚、瀆二字之義，漚、漬也，漸也，漸漬之使柔爛也。則漚者狀“腐熟水穀”之義，謂漸漬以化也。瀆、濁也，通也，所以通垢濁也。則瀆者狀分別清濁，即“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之義也。其“三焦”字義，亦屬無形，蓋火灼則焦，火即是氣，以少陽為相火，即取“焦”字之義也。上、中、下、有分司之任，故曰“三”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下焦者，別回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並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又云︰“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五味篇》云︰“谷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細玩《經》文，曰“出於胃上口”，“出上焦之後”，曰“成下焦”，曰“胃之兩焦”，皆見無形體之意焉。而細繹《經》旨，即營、衛之氣所從出，其職司功用，莫非氣之所為，故《中藏經》曰︰“總領五藏六府、營衛經絡、左右上下之氣也。”至《本藏篇》有濃、薄、緩、急、直、結之說者，孫東宿謂五藏、五府、五行，正配合者也，獨三焦無合，故附膀胱而言，非謂三焦有物如是也。若《論勇篇》理縱、理橫之說，不過言其人之軀殼上下通體如此，故以“三”字貫之，而借“焦”字助語成辭，與《五味篇》所云“胃之兩焦”句法相仿耳。再以《背俞篇》五焦、七焦之文觀之，則三焦縱橫之句，亦可不必拘泥矣。使必以無形之說為誤，豈越人、華佗其才智反在後人下耶？
命門者，人身之真陽，腎中之元陽是已，非另是一物也。後世立論，有謂在兩腎中間者，有誤引“七節之旁，中有小心”為命門者；至謂其形如胡桃，尤為荒誕﹗夫越人倡右腎命門之說，而後人非之，抑思不有越人，又何從有命門之說乎，其意以陽氣為重，人身左血右氣，故歸之右也。人之每藏每府，各具陰陽，腎為一身之根柢，元陽為人身所尤重，故特揭之也。自古命門治法，亦惟溫補腎陽而已，別無他法也。故虞天民兩腎總號命門之說，最為近理。景岳亦有分而言之，則左水右火，合而言之，為水火之府，陰陽之宅，及命門總主乎兩腎，兩腎皆屬於命門之論。至以子腸當之，又於理未安也。孫東宿以生氣立論，其意頗合，竟指為先天之太極，亦非也。近時靈胎徐氏，謂腎之有兩，則皆名為腎，不得名為命門，蓋腎為牝藏，其數偶，命門之義，惟衝脈之根柢，其位適當兩腎之中，真可稱為命之門，不得以右腎當之也。夫以牝藏釋兩腎，其說最的；以衝脈當命門，倡論似甚新奇，細按亦非確當，不過執兩腎中間之語，而另開一說耳。竊以為兩腎為立命之門，命門穴在中間，似因腎而得名，越人以腎為命門，又因穴而名之也。總之、《三十六難》曰︰“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原氣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此真上補《素》、《靈》之未及，惟“非皆腎”、“知腎有一”二語，不免詞病，以致後人辨論紛紛也。
陰陽者，一氣所分，宜平宜合，忌偏忌離。或為對待，或為流行，有會處，有分處，本相生，亦相克，天地萬物無一可以去之，其理之精微，實非易言者也。考之醫籍，或謂陰易虧而陽易亢，務以益陰為先；或謂陰主殺而陽主生，必以扶陽為重。若此之類，各有至理，而均非定論，何也？以未分常與變耳。試以四時晝夜核之，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兩分焉而毫弗參差；夜則為陰，晝則為陽，總計焉而纖無多寡，此陰陽之常也。以大地之變論之，時或亢旱，即陽盛陰虛之象，必有待于甘霖；時或久陰，即陽衰陰盛之征，是有賴于皎日，此各執其說者，亦有至理也。以人之病論之，水虧火旺，非清涼無以救其燎原，既不可專以陽為重；氣脫神霾，非溫熱無以消其陰翳，亦不可獨以陰為先。非偏執之見，均非定論乎？考之先儒，語其大綱，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為流行；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則為定位。言其體用，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惟兩故化合而後能遂也。以陽為用則尊陰，以陰為用則尊陽，隨時變易，迭相為用也。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唱。陰陽相生也，體性相須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盡則陽滅。顧陰之為道，利於從陽，不利於抗陽；陽之為性，宜於潛藏，不宜於發泄。若夫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陽剛溫濃，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似乎以陽為重，及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又謂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不貞則無以為元，而非生生不窮之道也；又不必以陰為輕，則先儒之說未嘗偏輕偏重也。故陰陽得其正，則平若權衡，陰陽失其和，則反如冰炭。自其變者而觀之，陽主乎熱，陰主乎寒，不可混而為一；自其不變者而觀之，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豈可分而為二。且陰陽互藏其宅，故傷其陽即及其陰，傷其陰亦即及其陽。陰陽消長無窮，故陽之退便是陰之生，陰之退便是陽之生，《內經》亦曰︰陰陽之道，如環無端是也。
如曰陽能生陰，陰則不能生陽，豈理也耶？且果谷草木，有生於春而成於秋者，亦有生於秋而成於春者，惟獨陽則不生，獨陰則不長耳。要之，論其常，則毫厘不可輕重；如其變，則剛柔大有懸殊。所以寒極則凍而死，暑極則熱而斃，過則主乎殺也；晴明物亦榮，雨露物亦茂，和則主乎生也。惟今人之體，偏勝者多，在乎臨証者，于向來偏執之說，毋低其短，善用其長可也。陰陽之理，非一言可以盡之也。
中之為道，無所不涵，無所不徹，推之醫理，尤不可忽。蓋萬病由於乖戾，用藥惟以調和，益其不足，損其有餘，溫涼攻補，必歸於中而後可。夫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也。故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一病有一中，不可偏向一病，而今日如此為中，明日如彼為中，慎勿固執。且同一病而此，則如此為中者，彼則如此而又非中，無窮活變。故中者，如權之稱物，如鏡之取火，少越焉，太過矣；少退焉，不及矣；總在當機之順應也。醫之中道，非不寒、不熱，不補、不瀉之謂，中病即是中，中病而毫無偏倚，毫無過不及，即是至中。是以補如參、地，瀉如硝、黃，熱如薑、附，寒如膏、連，散如麻、桂，毒如虻、蛭，合宜而用，何一非大中之理乎，是在平時窮理精而辨症明，則臨病自生變化，能統萬理于一原，自能通一心于萬事也。嘗怪前賢往哲，代不乏人，其聰明才辯之資，縱橫反複，蹈奇入險，固皆醫林之傑也，然而適中者寡矣。《書》曰，“允孰厥中。”子曰︰中庸不可能也，醫雖小道，何獨不然？
仲景《傷寒》書為叔和編次，已失其真，即林億校本，亦已難得，今世所傳，惟成無已注釋之本而已。至三百九十七法，莫不津津樂道，而究鮮確指。汪苓友亦云︰前人所未明言，其引張孝培《傷寒類疏》桂枝湯服後至以助藥力為一法，溫覆至如水流漓又一法，稱與諸家不同，顧吾不知其何本而有此。考前明有吾虞趙開美翻刻宋板《傷寒論》全文，其三百九十七法，于每篇之首注共幾法，先則節錄原文，開明第一、第二，次於原文之下，複列一、二、三之數，總計全書治法，了如也。但不知出自叔和，出自林億，今之傳本亡之者，殆為無己所刪乎？後人未見宋刻，茫然不曉，如王安道亦未之見也。國朝王晉三雖于每方之下注以各法，亦不過繼張孝培、汪苓友之志而愛禮存羊，究有未能悉洽者。故愚以為注書不應改移，止宜就文辨論，如朱子之賢，闕文錯簡，皆仍其舊，無已何人，而乃擅削，以致迄今，盈庭聚訟也。
仆先祖笠山公，精於醫理，傅極群書，臨症之暇，靜坐小齋，手不釋卷，雖至老不倦。于暮年採取諸同學高論，輯成《吳醫匯講》行世。舊存見聞篇什，及諸公送來佳作，先祖必反複細閱，再商之二三老友，考訂盡善，方始付梓。是以採取者果多，存止者亦複不少，緣集行海內，同人之公論系焉，不苟采選，可見仆先祖慎且重也。選至十一卷周省吾先生佳章之後，忽抱沉 ，于辛酉歲辭世，迄今十四載矣，痛音容之已杳，幸《匯講》之流傳。慶耆僅守遺板，即以十一卷第八頁省吾先生佳作為止。慶耆年幼無知，不能克承家學，醫林典籍，未經探討，雖承佳章賜教，不敢續入集內，所以遵先祖慎採之遺意也。爰書數語，附於簡末。
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春正月孫男慶耆百拜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