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唐大烈
《內經》云︰“木郁達之”，古來注釋者，以“達”為宣吐；又云︰用柴胡、川芎條而達之。愚謂此不過隨文訓釋，而於“達之”之意，猶有未盡然也。夫木郁者，即肝郁也。《素問》云︰“治病必求其本。”而郁症之起；必有所因，當求所因而治之，則郁自解，郁者既解，而達自在其中矣。矧木郁之症，患于婦人者居多，婦人情性偏執，而肝病變幻多端，總宜從其性，適其宜，而致中和，即為達道。彼若吐、若升，止可以言實，未可以言虛也。今人柔脆者恆多，豈可概施升吐哉？其餘火、土、金、水四郁，古人之注釋，雖於《經》義未必有悖，然亦止可以言實，止可以言外因，未可以言虛，未可以言內因也。蓋因郁致疾，不特外感六淫，而於情志為更多。調治之法，亦當求其所因而治之，則郁自解，郁者既解，則發、奪、泄、折俱在其中矣。因者病之本，本之為言根也、源也，“君于務本，本立而道生，”可師也。
按時病之後，多有發頤毒之症，然古人又有雲遺毒者，愚謂當以此“遺”字為正。蓋遺者，遺留也，謂餘邪未盡，遺於經絡，以致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也。頤者，但以部位相近而言也。然今之患者，發於耳下為多，兩頤甚少。按耳下者，少陽之部也，三陽以少陽為樞，是餘邪從樞而出也。兩頤者，少陰之部也，三陰以少陰為樞，是亦餘邪從樞而出也。病在三陽，發於耳下，病在三陰，發於兩頤，此一定之理也。張石頑云︰過用發散，引邪泛濫，而頤毒多有延及膺脅肘臂如流注者，則去頤益遠，尚可謂之頤毒乎？
嘗讀古方，每有藥味之下不注分兩，而於末一味下注“各等分”者，今人誤認為一樣分兩，余竊不能無疑焉。夫一方之中，必有君臣佐使，相為配合，況藥味有濃薄，藥質有輕重，若分兩相同，吾恐駕馭無權，難於合轍也。即如地黃飲子之熟地、菖蒲，分兩可同等乎？天真丹之杜仲、牽牛，分兩可同等乎？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豈可以各等分為一樣分兩哉？或曰︰子言是矣。然則古人之不為注定而雲各等分者，何謂耶？愚曰︰“各”者，各別也，古人云︰用藥如用兵，藥有各品，猶之將佐偏裨，各司厥職也。“等”者，類也，分類得宜，如節製之師，不致越伍而嘩也。“分”者，大小不齊，各有名分也。惟以等字與上各字連讀，其為各樣分兩，意自顯然；今以等字與下分字連讀，則有似乎一樣分兩耳。
千里之錯，失於毫厘，類如是耳。窺先哲之不以分兩明示後人者，蓋欲令人活潑潑地臨証權衡，毋膠柱而鼓瑟也。竊以為古人之用心如此，不揣愚陋，敢以質諸高明。
聖人作《易》，爻先一畫，是元陽為萬物資始，神變化合太和，所以《彖詞》獨稱其大耳。讀仲景《傷寒》，首論太陽，以桂枝湯為方祖，誠一法立而諸法已悉具，亦此經治而他經可不傳。無論《太陽篇》內輒用桂枝，即陽明表未解，尚宜桂枝，少陽柴胡症每合桂枝；至於誤下腹痛，桂枝加芍藥、桂枝加大黃等湯，乃屬太陰矣；若夫少、厥二陰，風熱痰壅，有半夏散及湯，發表溫中，有當歸四逆，液涸用複脈法，蛔動用烏梅丸，凡此不以桂枝命名者，而仍不離夫桂枝，可知仲景意不特陽經宜用，即陰經亦常兼顧及陽也。再參《金匱》，開卷論臟腑經絡，次章治痙，必先列括蔞桂枝，其餘各症，以桂枝法加減者，複不勝枚舉，此非始終體干行健，教人以保護元陽哉？近來風氣，畏溫熱而喜寒涼，每見元虛，濕溫、風溫等症，舌白渴不欲飲者，亦有用犀角、地黃、竹葉、石膏輩，病本在氣分，或反引入血分，或胃敗不納，呃逆泄瀉，輕病重，重病死，深為扼腕。試觀大《易》，以陽剛喻君子，以陰柔喻小人，若使陰道長則陽道消，何以輔相裁成，躋斯人共登壽域。以方位論，五穀利在東南，以歲時論，百卉敷榮春夏，由此推之，天包乎地，氣先於血，元陽實生生之本，亟宜保護，醫當活潑潑地，雖不必偏熱，而斷不可偏寒也明矣。彼丹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故景岳非之。
洞見本源（江淑齋跋）古人云︰不知《易》者，不足以言醫，此淪以《易》理闡明醫理，而以護陽立說，並論及仲聖用桂枝諸方，皆從護陽起見，誠為確論。蓋陽氣一分不盡則不死，人能保護元陽，則太和之氣充滿於身，熙熙 ，共躋春台矣。《易》以陽喻君子，吾于楊君亦云然（繆松心識）。
以儒理通醫理，故其指遠，以《易》理通《傷寒》、《金匱》之理，故其辭文（年姻家眷弟葉元符拜讀）。
講《易》講醫，《三墳》一理（受業門人程清泰百拜志）。
嘗謂長沙之論，謹嚴之中，皆活法也。天之氣化不一，有主氣，有客氣；人之臟性亦不一，有陰臟，有陽臟。春溫、夏熱、秋燥、冬寒，四時之定位也；厥陰風化為初之氣，少陰熱化為二之氣，少陽火化為三之氣，太陰濕化為四之氣，陽明燥化為五之氣，太陽寒化為終之氣，六節之常度也。故寒必傷於冬，而溫與熱必在於春與夏，此其大較也。然而以五運言之，則土運、金運之遷代無常，以六氣言之，則司天、在泉、左間、右間之加臨各別，益之以勝、複之理，太過、不及之數，於是乎春夏亦有傷寒，隆冬非無溫病，所謂非其時而有其氣，不可膠于節候之常。《素問》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靈樞》曰︰以一日分為四時，日出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皆是以活法言之。說者於傷寒必主冬月，于桂枝、麻黃、三陰諸辛熱劑，必主冬月之傷寒，而不可用於春夏之時，拘泥時令，于變化之理，得毋有未備歟﹗《通天篇》曰，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及夫五五二十五人之政，《本臟篇》又言二十五變。昔夏英公有異稟，臥即身冷如僵，常服仙茅、鐘乳、硫黃，莫知紀極，小吏竊食，即發疽死。而太陽之人，則飲啖生冷而不知節，恣情房室而不加疲，此其陰陽之反，何啻天淵，是故有從化之說。從者，大之氣也；化者，臟之性也。陰臟者多寒，陽臟者多熱，所謂陰從陽化，陽從陰化，熱從寒化，寒從熱化，亦皆以活法言之，而尤不可泥於溫涼寒燠之常也。夫以運氣主客之殊，加之以臟腑陰陽之別，其病遂千態萬狀，而莫可窮詰。仲聖述軒岐之蘊，廣湯液之用，約之以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而《金匱》不在其數，其立法之妙，為治之活，于主客陰陽之變，莫不融貫，是在乎用之者之神而明之耳。後之論足經，論卒病，論三綱，論六氣，論傷寒即雜証之一，紛紛聚訟，返而求之仲聖之書，其活潑潑地者，固無乎不包也，故治病須用活法。
白 一症，考古方書無專條論及，間有在 疹門中發明一二，究未能盡其底蘊。今溫熱証中，每多發出如粞如粟，色白形尖者，謂之白 。有初病即見者，有見而即愈者，有見而危殆者，有病經日久， 疹已見，補瀉已施之後，仍然發此而愈者。泛稱時氣所致，殊不知致病之由既異，治療之法不同，不可不與 疹詳辨而審處之也。蓋傷寒傳經，熱病汗出不徹，邪熱轉屬陽明，多氣多血之經，或由經入府，受熱蒸灼，營傷血熱不散，而裡實表虛，熱氣乘虛出於膚腠，故稀如蚊跡，稠如錦紋者為斑；紫黑為胃爛而不治也。時行風熱之氣，侵入肺虛血熱之體，失於清透，傷及手太陰血分，乘虛出於皮膚，如沙如粟而色紅瑣碎者為麻。或歲當火運，複感時厲之毒，即咽痛而成丹痧及爛喉痧之類，為最劇者也。
至於白 一症，則溫熱暑邪病中，必兼濕為多。蓋伏氣之發，本從內出，然必因外感，及人身素蘊之濕，與外觸之邪，互相蒸發，上甚為熱。初病治法，設不用清透滲解，則肺為熱傷，氣從中餒，不能振邪外解，熱漸陷於營分，轉投清營滋化，熱勢稍緩，而肺氣亦得借以自複，所留之濕，仍從上焦氣分尋隙而出，於是發為白 。以肺主氣，故多發於頤、項、肩、背、胸臆之間；白為肺之色，光潤為濕之餘氣，至此而邪始盡泄也。甚有幾經補瀉之後，病仍不解，忽然發此而愈者，以其人之氣液內複，邪自外透，故不治亦愈也。若其根本已虛，無氣蒸達，多有延為衰脫者。故此症以元氣未漓，色潤晶瑩，有神者為吉；枯白乏澤，空殼稀散者，為氣竭而●。總以形色之枯潤，卜其氣液之竭與否也。大抵此症，在春末、夏初，暑濕之令為甚，秋冬則間有之，要不出乎手經受病，仍從手經發泄，不比足經之邪，可從下解也。夫肺為主氣之藏，氣旺則邪從外解，上泄而病愈，氣衰則邪正並竭，雖發必朽白無神而難治。觀《內經》暑與濕同推，仲聖痙濕 合論，益知暑熱溫邪症中，多夾濕邪，更無疑矣。一隙微明，以俟高賢正之。
爛喉痧一症，古書不載，起於近時，而並易傳染。治之者，每謂太陰陽明二經風熱之毒。而至爛之由，亦不可不詳察也，譬之於物，以盛火逼之，只見乾燥，而不知濕熱鬱蒸，所以致爛耳。此症凡風熱者，治宜清透；濕熱者，治宜清滲；痰火凝結者，治宜消降。蓋邪達則痧透，痧透則爛自止矣；若過用寒涼，勢必內陷，其害可勝言哉﹗夫症有可治，有不可治。口中作臭者，謂之回陽。其色或淡黃，或深黃者，此系痰火所致，皆可治之症。他如爛至小舌者，鼻塞者，合眼 者，並有元氣日虛，毒氣深伏，色白如粉皮樣者，皆不可治之症也。總之、因天地不正之氣，感而受之，故體有虛實之不同，即症有重輕之各異耳。其餘喉症、痧症，古人言之詳矣，概不複贅。
夫丹痧一症，方書未有詳言，余究心是症之所來，不外乎風寒溫熱時厲之氣而已。故解表清熱，各有所宜，治之得當，愈不移時，治失其宜，禍生反掌，無非宜散、宜清之兩途也。其症初起，凜凜惡寒，身熱不甚，並有壯熱而仍兼憎寒者，斯時雖咽痛煩渴，先須解表透達為宜；即或宜兼清散，總以散字為重，所謂“火鬱發之”也。苟漫用寒涼，則外益閉而內火益焰，咽痛愈劇，潰腐日甚矣。不明是理者，反雲如此涼藥，尚且火勢勃然，不察未散之誤，猶謂寒之未盡，於是愈涼愈遏，以致內陷而斃者有之。或有云是症專宜表散者，余謂所見亦偏。前所云寒熱之時，散為先務，俾汗暢而丹痧透發；已無惡寒等症，至此則外閉之風寒已解，內蘊之邪火方張，寒涼泄熱，是所宜投，熱一盡而病自愈矣。若仍執辛散之方，則火得風而愈熾，腫勢反增，腐亦滋蔓，必至滴水下咽，痛如刀割。間有議用清涼者，乃以鬱遏誹之，炎熱燎原，殺人最暴，此偏於散而謗匪清者之為害也。彼言散之宜，此言散之禍，彼言寒之禍，此言寒之宜，要惟于先後次第之間，隨機權變，斯各中其 耳。再此症愈後，每有四肢酸痛，難以屈伸之狀，蓋由火爍陰傷，絡失所養，宜進滋陰，非同痺症，此又管窺之所及，敢以質之高明。
夫痧之與痘，同一胎毒也，而有府藏之分焉。其發也，亦有出遲出速之異，以伏藏之地有遠近也。第痧之一証，古人治法，惟以升麻葛根湯為祖劑，芫荽酒之外治而已。其有風寒外束，內毒難出而喘急者，麻杏石甘湯主之。若夫輕淺之証，竟有不必延醫，自用櫻桃核、粗草紙、棉紗線煎湯飲之而愈者。即其發也，不過周時而透，透之後亦僅二三日而自愈矣。今之痧也則不然，有二三日而方透者；有四五日而終未透者；或身肢雖達，而頭面不透，咳聲不揚，喘逆氣粗，悶伏危殆者；又有一現即回，旋增喘促、狂躁、悶亂，謂之隱早者；更有痧雖外達，而 紅紫滯，或目封，或 赤，譫語、神昏、便秘、腹痛，或便泄無度，種種熱盛毒深之象。以向來痧疹門方治之無濟，仿治痘之法，先以紫雪芳透於前，繼以犀、羚、芩、連、丹、地、石膏、人中黃大劑清涼解毒，始得轉重為輕，易危為安。或有病深藥淺，而至於危變者，幾同痘瘡，有順、險、逆之別。嗟嗟﹗同一痧也，何今昔不侔若此耶？揆其所以然，大率邇年來種痘盛行，胎毒未得盡泄，借此痧症以泄其毒者有之；抑或近來時厲之氣甚於昔日，以致症之險重者有之。要在臨此証者，無執前人之治，因時製宜，因証立方，圓機活潑，勿以痘重痧輕而忽之，庶無愧為司命矣。
嘗讀朱肱《活人書》云︰婦人傷寒，治法與男子不同，舉男子調氣，女于調血以為大略，似補前人之未及，然愚謂此說未可一概論也。夫長沙張氏，醫中之聖也，其著《傷寒論》，原為卒病而設，故又謂之《卒病論》。卒病者，宜舍本而治標，故一百一十三方，皆男婦共用，即熱入血室，亦用小柴胡湯，婦人之陰陽易，亦用燒KT 散。自有《活人書》創立婦人治法異於男子之說，後人宗之者多矣，不思仲聖之方，早合氣血為一致，今試以藥考之，其立法用意，自躍如也。
即如桂枝、芍藥，固營而閉衛，非血藥乎？麻黃、防風，雖謂之發汗，本治乳子餘疾，非血藥乎？白虎、小柴胡中，知母則治腎，柴胡則調經，皆氣中之血藥也，當歸、地黃，固不必言，即白朮、人參，人皆以為氣劑，而《本草》言能“利腰臍間血”，可知亦為血藥也。大抵用之在陽，便為氣藥，用之在陰，便為血藥。總之，傷寒一証，皆為營衛受病耳，何必分男先調氣女先調血耶？雲岐張氏，好古王氏，皆以朱氏之說為治雜病之常法，誠所謂自具慧眼，而不為前人所惑者也。
本仲聖以論傷寒治法，由正路也，中幅詮疏氣血陰陽尤妙，獨開生面，斯可謂用古而不泥古者乎。今而後讀《活人書》者，當知所擇矣（西疇顧業師評）。
命門真火，藏於兩腎之中，性門真水，藏於一心之內。人但言命門真火，而不參究性門真水何也？因真陽之火，能生真陰之水故也。殊不知性命相生，水火不可以一息不交。天一所生之水，為我生身之始，水中能生真火，人皆未究。
況保真陰之水，則真陽之火常存而不散；若真陰一衰，則真陽無附，飛揚上越，變為邪火，能返涸真陰之水，豈不危哉﹗火性本燥烈發揚，而腎中相火偏職閉藏，水性本柔弱蟄藏，而心精三合，獨主清利。則知性以位變，水火本無二氣。
噓氣即有水，陽化陰也，蒸水即有氣，陰化陽也；燈因膏而不滅，陽依陰也，水因火而不冰，陰依陽也。相需如此，可以知其情性矣。
補心氣，益心精而不見效者，則知命門火衰、腎水不足，何也？命門之火，即心火之根，腎水之精，即心精之源。
心無水則孤火上逆，腎無火則寒水下凝。水弱火炎，則肺金受克，陽焰飛揚於上焦，而生咳喘、咯血等病，下虛則上盛也。火弱水剛，則肝木失養，濁陰凝結於下焦，而生癃閉、壅腫、精寒等病，上虛則下實也。水火兩平，陰陽斯無偏勝。
脾之權在腎，胃之權在心，自下而上水滋土，自上而下火生土也。脾土屬陰，生於相火而健行不息，胃土屬陽，傳導於大腸而容受無窮，總在主納之腎，於是土以火生也。脾虛則胃滯而不食，脾實則胃運而能食，總在主出之肺，於是氣機流動也。故凡治脾胃，當以調肺氣，交心腎為先。
人身之痰，最能為害。勢湧如潮，勢衰如汐。風、寒、濕、燥，隨氣而生，體實、體虛，隨人而致。濁則濃，清則稀。五藏六腑無盛痰之所，上下升降無時而定，又與正氣不兩立，殆猶天地間陰雲瘴霧耳。
周身氣血，無不貫通。故古人用針通其外，由外及內，以和氣血；用藥通其裡，由內及外，以和氣血，其理一而已矣。至於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蓋指本來原通，而今塞者言，或在內，或在外，一通則不痛，宜十二經絡藏府，各隨其處而通之，若通別處，則痛處未知，而他處反為掣動矣。
補、戒急授而驟壅，伐、戒亟奪而峻利，用之不當，皆能致害。故攻熱失宜，熱未去而寒複作，寒熱各踞於其所，反致溫涼並禁，良醫莫措矣；攻寒亦然。
人但知冬不藏精者致病，而不知夏不藏精者更甚焉。嘗見怯弱之人，而當酷暑，每雲氣欲悶絕，可知中 而死者，直因氣之悶絕也。夫人值搖精，恆多氣促，與當暑之氣悶不甚相遠。《經》曰︰“熱傷氣”，又曰︰“壯火食氣。”余故曰夏令之炎威，甚於冬令之寒，苟不藏精，壯者至秋而發為伏暑，怯者即中 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