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唐大烈
人之生命，天氣最急，地味次之，二時不呼吸，絕天氣而死，七日不飲食，絕地味而死，此其緩急可知也。保命當先納天氣，以接元氣，食地味以納天氣。《素問》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人身之否泰，與《易》理相同，地天則泰，天地則否。耳兩竅、目兩竅、鼻兩竅合為坤象。鼻之下，人之中也。口一竅、前陰一竅、後陰一竅合為乾象。頭至唇不動，地道也，口至足皆動，天道也；頭之上天，足之下地，人身上下合之，故能中立。逆之則泰，順之則否，理所當然，人自不察耳。
人身前面可動者，陰用陽也，後面不動者，陽用陰也，故曰前抱陽，後負陰。
西洋自鳴鐘，以比人身氣血之周流，最為切肖。
水不升為病者，調腎之陽，陽氣足，水氣隨之而升。火不降為病者，滋心之陰，陰氣足，火氣隨之而降。則知水本陽，火本陰，坎中陽能引升，離中陰能降故也。
火上浮則右尺虛，不獨腎寒尺虛；食下行則右尺大，不獨腎虛尺大，蓋以命門、大腸同居於下也。
氣之性善升而易散，育與固、養氣之妙法，惟靜存守中，善養氣者矣。血之性善降而易凝，和與溫、養血之妙法，惟運動調中，善養血者矣。
臟病入腑即愈，惟咳嗽症入腑即危，蓋肺與大腸為表裡，胃傷則飲食不進故也。
經寒絡熱者，溫經清絡，絡寒經熱者，溫絡清經；但經直絡橫，溫甘通經，辛香通絡為別。
傷於情志，和肝、開心、醒脾、解郁為主，然必緩治，用輕藥，漸可向愈；重藥則反傷胃陽，元氣不複，血氣耗散矣。
口授丹方，無不夸張效驗，而又藥物輕賤，便於採取，故人樂于聽聞，不辨病之陰陽、表裡、淺深、虛實，漫以試之，禍不旋踵者多矣，鄉愚之人，往往蹈此，哀哉﹗看病認不真切，則靜坐思之，總于望、聞、問、切四者中搜求病機，必有得心之處，胸中了了，用藥方靈，若終於疑惑，而勉強投方，竊恐誤人性命也。
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時之正也，而風實應之。凡治感冒，取用表散，自宜隨時製方；若應熱反涼，病隨時變，施治尤貴圓通。至久晴久雨，燥濕異宜，臨症更宜留心，不可概執常例。
凡外感病，挾食者頗多，當思食為邪裹，散其邪則食自下，若雜消導於發散中，不專達表，胃汁複傷，因而陷閉者有之。至若風多挾暑、濕、寒，或挾燥、火，或惱怒，或勞倦，或房事，及肝氣、宿瘕、諸血症，皆外感病之不無有挾者，所貴隨症製宜，斟酌盡善，庶無差誤也。
凡內傷病，損上、損下、損及中州，在氣、在血、在腑、在臟，用藥補救，宜專任，宜的對，無論已，設或挾有外感，最當留心，補膩即不可施，當以輕劑調停，庶不致粗疏誤事。其有上損宜治下，下損宜治上，或砥柱中流，或作隔二、隔三之治，古人具有良法可師，不敢多贅。
病變無常，方難執一，然無定之中，自有一定之法，此即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之道也。蓋離規矩不可以為方圓，執規矩亦不可以為方圓。每見前人用古，師其意而不泥其方，或採取其二三，或減增其一二，得心應手，方推能事。
君、臣、佐、使，製方自有定法，然品味不可拘泥，陸清獻曾論仁、義、禮、智、信，隨時迭相為用，比之醫家之于君、臣、佐、使也。有然即如參、苓、朮、草四君子，隨症從宜，因時取用，當亦如十二律之旋相為宮也。
寒、熱、溫、涼，有一定之藥，無一定之治。入腑、入臟，或補、或攻，其氣味與性，不可不細按也。故有正用，亦有反用，有獨用，又有兼用，並有活用、借用之不同。如用寒可以治熱，反用可以入寒，獨用寒而熱可除，兼用寒而熱可製，微行消導，大可和中，稍借清滋，自能表汗，隅反焉而取資無盡矣。
外感、內傷，為証治兩大關鍵，然去其所本無，複其所固有，兩言可盡之也。蓋六淫外襲，身中氣血，日失和平，一切外感有餘之症，有須汗、吐、下、和之治，皆是去其所本無也。若七情受傷，腑臟有損，身中氣血，日就虧耗，一切內傷不足之症，有須滋填培補之治，皆是複其所固有也。
讀古人書，須識其補偏救弊，一片苦心，互相抵觸，即是互相闡發處，所貴多讀多看，融會貫通，由博反約，以求理明心得，臨症無望洋之苦是已。若好為指摘，棄瑜錄瑕，殊失欽承前哲之道。至矜家秘而執成法，頭痛醫頭，尋方覓藥，一切無方之書置之高閣，此又孟浪之流，不足與語斯道者矣。
《靈樞‧經脈篇》︰脾足太陰之脈，起於大趾之端，循趾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
汪 注︰“核骨”，俗名孤拐骨，足跟後兩旁起骨也。按張景岳曰︰“核骨”，即足大趾本節後內側圓骨也，滑氏言孤拐骨者非。李士材亦宗之。當以張、李之注為是，汪注未確，論詳下節。
上內踝前廉。
汪注︰脛兩旁內外曰“踝”。按《字匯》“踝”字，華上聲。俗有從其便者，即從旁讀作果音，諺云腳果骨，當即此字；孤拐骨亦即此也。汪注以踝為核骨，而以脛兩旁為踝。夫脛者，膝以下至足之總名，俗名小腿者是也，與俗名大腿之股相配，是四肢中分出之四大名目，上肢曰膊、曰臂，下肢曰股、曰脛也，故皆從月。若踝者，近足之突骨也，故從足。若曰踝在脛下則可，而謂脛旁即踝未可也。
上 內。
按“ ”字，張景岳《類經》及汪 《類纂》李士材《知要》，皆刻從足，《類纂》注，先曰 音短，足跟也，又曰一作 ，音善，足肚也。此因誤刻從足，故其言岐疑無定。《類經》與《知要》皆注足肚曰 ，此注不誤，而字之從足者，皆誤刻也。按從足之“ ”字考諸字匯、《字典》、《玉篇》，皆曰足跟也。脈由大指而上內踝，已交於脛，自此上行則在脛中矣，豈有反下入足跟之理哉﹗若入足跟，當用下字，不當用上字，而曰“上 內”矣，故知其誤刻從足也。
循脛骨後。
統繹四節，自核骨而上踝，自踝而上 ，自 而循脛骨後，可知踝在 之下，而脛不在 之下矣。欲明經脈，必當明其部位，雖分寸不得混淆也。
近來丹痧一症，患者甚多，患而死者，亦複不少，世人因方書未及，治亦無從措手，或云辛散，或云涼解，或云苦寒泄熱，俱師心自用，各守專門，未嘗探其本源。按仲師《金匱》書，“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吐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之文，細繹其義，實與此症相類，何會心者之絕少耶？惟是升麻鱉甲湯，蓋以升麻升透厲毒，鱉甲泄熱守神，當歸和血調營，甘草瀉火解毒，正《內經》“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之旨。
而內有蜀椒、雄黃，似當加於陰毒方中，或因傳寫之訛耳。一轉移間，則於陽毒、陰毒之義，尤為貼切，而人之用之者，亦鮮疑畏矣。今如遇此丹痧一証，當於經義詳之，毋謂古人之未及也，不揣愚陋，用敢質之同人。
讀《難經‧四十二難》有臟腑之長短、輕重、廣狹，受盛之數，余竊以為未必然。如人輕重、長短不齊，飲食多寡不一，即可類推也。即長短尚有以中指屈曲而取中節之 角以量之論，而受盛水穀之升合，迥然各異。可見吾儕看書，要在圓通活潑，未可拘泥成說也。
閱景岳《新方》中於大溫中飲方下，有“從補血而散，而雲騰致雨之妙，則仲景猶所未及”句，竊謂傷寒方中，仲師用炙甘草湯，有桂、酒、地、麥、膠、麻之品，非陽根於陰，汗化於液，雲騰致雨之妙乎？未可謂其未及也。
按柴胡為少陽藥者，因傷寒少陽証之用柴胡湯也。夫邪入少陽，將有表邪漸解，裡邪漸著之勢，方以柴、芩對峙，解表清裡的為少陽和解之法。而柴胡實未印定少陽藥也，蓋以柴胡之性苦平微寒，味薄氣升，與少陽半表之邪適合其用耳。乃有病在太陽，服之太早，則引賊入門；若病入陰經，複服柴胡，則重虛其表之說，此恐後人誤以半表半裡之品，為認病未清者，模糊混用，故設此二端以曉之也。不觀之景岳《新方》中諸柴胡飲、柴芩煎、柴胡白虎煎諸方，信手拈用，頭頭是道，是誠知柴胡之用，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再古方中有逍遙散之疏解郁熱，歸柴飲之和營散邪，補中益氣湯之升發清陽，提邪下陷，疏肝益腎湯之疏肝清熱，養陰透邪，其妙難於仆數，何至重虛其表乎？余於風邪初感之輕症，及邪氣淹留，表熱不解之久病用之，並臻神效，奈何將此有用之良品，拘泥成說而畏之，即用亦準之以分數，竟至相沿成習，不得不為置辯。
按朱南陽有“如無犀角、以升麻代之”之說，以其同於一透也，朱二允以此二味升降懸殊為辯，余謂尚非確論。夫犀角乃清透之品，升麻乃升透之味，一重於清，一重於升，其性不同，其用自異，未嘗聞有異而可代者也。若夫風寒壅遏，疹點未透者，斯為升麻之任；而溫邪為病，丹斑隱現者，又系犀角之司。如以升麻為代，其肺氣熱者，必致喉痛，甚增喘逆；營分熱者，必致吐血，輕亦衄宣，其誤若此，豈可代乎？又角生於首，故用為透劑，二允以為下降之品，亦不可不辯，余非敢輕議前輩，實出婆心之不禁耳，故謹論之。
痘科所用紫茸，即紫草之嫩苗也。《活幼新書》云︰紫草性寒，小兒脾實者可用，脾虛者反能作瀉。古方惟用茸，取其初得陽氣，以類觸類，用發痘瘡。今人於前四朝，涼血利竅，則用紫草，若痘局布齊後，改用紫茸，以血熱未清，于涼血中兼寓升發之義也。今肆中所用，色紫而形如松膏者，乃系洋內樹脂，與紫草茸迥異，醫俱不察而用之，不可不急為之辨。
鬱金一物，出於川產，野者色黑，不可多得。其川中所種者，皆系外白內黃，即今人誤呼為薑黃子者也。至肆中所用川鬱金，乃莪朮中揀出莪朮之子，因其色黑，與川中野鬱金相似而混之也。醫俱不究，反以川中種本之黃鬱金謂廣郁金，或謂薑黃子，殊堪捧腹。余于弱冠時入川，即曾深究此品，當以種本之外白內黃者為是，勿泥薑黃子之說而廢之。
大豆黃卷，古人罕用。《本草》載其性曰，治濕痺，筋攣膝痛，五臟不足，益氣宜胃，破婦人惡血，除胃中積熱，消水氣脹滿。即《金匱‧虛勞門》薯蕷丸，於氣血並補方中佐之，後之著方解者，有宣發腎氣之論，亦未謂其發表也，近來誤作表藥者，其故何歟？蓋因吾吳人喜服輕方，而昔之治病，俱於醫家取藥，有云馬元儀先生預用麻黃湯浸豆發 ，凡遇應用麻黃者，方開豆卷，俾病家無所疑懼，渠得藥投中病，曲以兩全，此心亦良苦矣。後醫不明細底，竟認豆卷與豆豉同類，公然影射作為表劑，但肆中豆卷豈亦有麻黃湯浸發者乎？即以格致之理論之，豆得水而發 ，或能些微宣濕，亦不能為通用表藥也。若用二三錢之豆卷，即可表汗，世人以此為菜蔬者，每食盈簋，何不汗至亡陽耶？一笑﹗
春溫、夏熱、秋燥、冬寒，固病之常，若夫疫者，穢惡之氣，互相傳染，吳又可論之詳矣。惟吳氏謂從口鼻而入，即踞膜原，愚謂既由口鼻吸受，肺為出入之門戶，無有不先犯肺者。疫皆熱毒，肺金所畏，每見此症之身熱，先有憎寒，肺先病也；繼而充斥三焦，或有徑入心胞者。所云厲氣，無非郁熱，是以喻西昌所講瘟、溫二字，未嘗區別，蓋亦有見乎此耳。況所云“上焦如霧，升逐解毒，中焦如漚，疏逐解毒，下焦如瀆，決逐解毒”，總不脫一毒字者，其為郁熱，意在言表矣。更有患此病者，縱飲冷水，亦能大汗而解，此非熱毒之明驗乎？至於疫邪雖解，而肺蓄餘熱，每多咳嗆、肌熱、自汗等証，亦所謂肺先受病而未愈之明征也。又有大旱之年，水涸日烈，河水每多熱毒，飲其水者，多發疫痢，以痢門常法治之無效，余於治痢方中，加以貫眾之苦寒解毒，無不應手取效，此亦熱毒之一驗也，合並志之。
丹溪論陽有餘，陰不足，所謂陽者，相火也。景岳駁之，謂陰有餘，陽不足，而著“相火以位”之辨。各樹旗幟，幾如冰炭之不相入矣。嘗舉二者參之，丹溪大旨，本於周子主靜立說，謂相火一動，則五志厥陽之火並煽，煎熬真陰，故東垣目為元氣之賊。此論相火二字，專從後天之變動者言，與景岳之主命門，有源流之別。夫“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考前哲如褚氏、趙氏，人生先具命門及相火，行陽二十五度之語參之，景岳所云，相得益彰。蓋靜而守位者，此相火，靜則溫養；動而無方者，亦此相火，動則燔灼。譬之天與日，太陽之火也，雖烈而不能焚物，以陽燧取之，不過星星之火，其用即可燎原。故景岳之說日也，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丹溪之說日而火也，飛走狂越，莫能御之。今將指日為火固失之，而指火為日，亦豈雲得乎？《陰陽應象大論》︰“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與“少”之別，即兩家宗旨所分，故必合兩家所論，義始完備，若偏執一說，於道失之。
《素問‧六微旨大論》︰“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嘗謂《傷寒》所論傳經，即是出入精義，蓋正氣之出入，由厥陰而少陰、而太陰、而少陽、陽明以至太陽，循環往複。六淫之邪，則從太陽入，一步反歸一步，至厥陰而極，此邪氣進而正氣退行，不複與外氣相通。令韶張氏謂之逆傳，養葵趙氏謂之郁証，即此義也。故開、闔、樞三者，乃其要旨。夫分言之，為出入，為升降，合言之，總不外乎一氣而已矣。觀東垣《脾胃論》浮沉補瀉之圖，以卯酉為道路，而歸重於蒼天之氣。考其所訂諸方，用升、柴、苓、澤等法，實即發源于長沙論中葛根、柴胡、五苓之意以引而伸之，所謂升之九天之上，降之九地之下，雖內傷外感殊科，而於氣之升降出入，則總無以異耳。王氏曰︰凡竅橫者，皆有出入往來之氣，竅豎者，皆有陰陽升降之氣，蓋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人不見氣，如魚不見水，上下九竅，外而八萬四千毛孔，皆其門戶也，氣為之充周而布KT ，雖有大風苛毒，莫之能害。是故“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內陷者，有入而無出，下陷者，有降而無升，此升降出入四字，為一生之橐 ，百病之綱領。
詳考《傷寒論》中寸口之緊與趺陽之緊，雖同曰緊，而義自各別。蓋緊見於寸口，是客邪所致之病。脈緊見於趺陽，趺陽是胃之本脈。《平脈篇》云︰“跌陽脈微而緊，緊則為寒”，又云︰“跌陽脈沉而數，沉為實，數消穀，緊者，病難治。”夫緊則為寒，數則為熱，既曰數，又曰緊，不幾寒熱混淆歟﹗盧予繇疏云︰緊則為寒，為其嫌于無陽，蓋此寒字非寒邪之寒，針對陽字而言，乃是形容無陽意思。無陽者，無胃脘之陽也，即所云知陰常在，絕不見陽意。知陰常在絕不見陽，以尺脈言是腎陽，此以趺陽言是胃陽。人以胃氣為本，故診趺陽須知遲緩，診寸口當求濡弱，皆胃陽敷布之象，即《經》文“無胃氣曰死”之要旨耳。至於寸口脈浮而緊，寸口脈陰陽俱緊，此緊字以寒邪言。細參之，要自有濡弱者在，所謂“濡弱何以反適十一頭”，為五臟六腑之主，脈之骨也，不得與跌陽之緊混同而論。
《病機機要》云︰“中腑者，宜汗之，中臟者，宜下之。”此腑臟二字，實是指經絡，言腑無汗法，入臟亦豈有下法？“五臟者，藏精氣而不寫，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此臟宜補，腑宜通之要旨也。考長沙三百九十七法，邪歸中土，乃可議下，其少陰急下三條，指轉入陽明腑証者言，仍是土郁奪之之義，如已臟真失守，而複瀉之，是虛虛也。古于汗下之法，禁例綦嚴，豈宜如是之倒行逆施乎？觀其論中腑曰脈浮惡風寒，則明是中經；論中臟曰大便秘結，則明是中腑。辨名正誤，庶于立言之旨有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