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源流論 | 清‧徐大椿 |
方之與藥，似合而實離也。得天地之氣，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變易血氣，以除疾病，此藥之力也。然草木之性，與人殊體，入人腸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聖人為之製方以調劑之，或用以專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輔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製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藥各全其性，亦能使藥各失其性。操縱之法，有大權焉。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藥，藥雖切中，而立方無法，謂之有藥無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雖良善，而其藥有一二味與病不相關者，謂之有方無藥。譬之作書之法，用筆已工，而配合顛倒；與夫字形俱備，而點畫不成者，皆不得謂之能書。故善醫者分觀之，而無藥弗切於病情；合觀之，而無方不本於古法，然後用而弗效，則病之故也，非醫之罪也。而不然者，即偶或取效，隱害必多，則亦同於殺人而已矣。至於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則《內經》詳言之，茲不複贅雲。
古人製方之義，微妙精詳，不可思議。蓋其審察病情，辨別經絡，參考藥性，斟酌輕重，其於所治之病，不爽毫發。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沉痼艱險之疾，投之輒有神效，此漢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勝窮，若必每病製一方，是曷有盡期乎？故古人即有加減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現之症或不同，則不必更立一方，即於是方之內，因其現症之異，而為之加減。如《傷寒論》中，治太陽病用桂枝湯，若見項背強者，則用桂枝加葛根湯；喘者，則用桂枝加濃朴杏子湯；下後脈促胞滿者，桂枝去白芍湯；更惡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湯，此猶以藥為加減者也。若桂枝麻黃各半湯，則以兩方為加減矣。若發奔豚者用桂枝，為加桂枝湯，則又以藥之輕重為加減矣。然一二味加減，雖不易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減之藥。若桂枝湯倍用芍藥而加飴糖，則又不名桂枝加飴糖湯，而為建中湯。其藥雖同，而義已別，則立名亦異。古法之嚴如此。後之醫者，不識此義，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則即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則即曰小柴胡湯，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參也。用豬苓、澤瀉，即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專在桂枝也。去其要藥，雜以他藥，而仍以其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則歸咎於病，或則曰咎於藥，以為古方不可治今病，嗟呼﹗即使果識其病而用古方，支離零亂，豈有效乎？遂相戒以為古方難用，不知全失古方精義，故與病毫無益，而反有害也。然則，當何如？曰︰能識病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症，則據古法加減之；如不盡合，則依古方之法，將古方所用之藥，而去取損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症，自然不倍於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
後世之方已不知幾億萬矣，此皆不足以各方者也。昔者，聖人之製方也，推藥理之本原，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合君臣之配偶；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經絡。其思遠，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用變化不窮。聖人這智，真與天地同體，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聖相傳，無敢失墜。至張仲景先生，複申明用法，設為問難，注明主治之症，其《傷寒論》、《金匱要略》集千聖之大成，以承先而啟後，萬世不能出其范圍。此之謂古方，與《內經》並垂不朽者。其前後名家，如倉公、扁鵲、華佗、孫思邈諸人，各有師承，而淵源又與仲景微別，然猶自成一家。但不能與《靈》、《素》、《本草》一線相傳，為宗枝正脈耳。既而積習相仍，每著一書，必自撰方千百。唐時諸公，用藥雖博，已乏化機。至於宋人，並不知藥，其方亦板實膚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騁私見。迨乎有明，蹈襲元人緒余而已。今之醫者，動雲古方，不知古方之稱，其指不一。若謂上古之方，則自仲景先生流傳以外無幾也；如謂宋元所製之方，則其可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為典章？若謂自明人以前，皆稱古方，則其方不下數百萬夫常用之藥，不過數百品，而為方數百萬隨拈幾味，皆已成方，何必定雲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嚴，今之方何其易，其間亦有奇巧之法、用藥之妙，未必不能補古人之所未及，可備參考者。然其大經大法，則萬不能及。其中更有違經背法之方，反足貽害。安得有學之士為之擇而存之，集其大成，刪其無當，實千古之盛舉。余蓋有志而未遑矣﹗
單方者，藥不過一二味，治不過一二症，而其效則甚捷。用而不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謂漲上方者是也。其原起於本草。蓋古之聖人，辨藥物之性，則必著其功用，如逐風、逐寒、解毒、定痛之類。凡人所患之症，上一二端，則以一藥治之，藥專則力濃，自有奇效。若病兼數症，則必合數藥而成方。至後世藥品日增，單方日多，有效有不效矣。若夫外內之感，其中自有傳變之道，虛實之殊，久暫之別，深淺之分。及夫人性各殊，天時各異，此非守經達權者不能治。若皆以單方治之，則藥性專而無製，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醫者不可以此嘗試，此經方之所以為貴也。然參考以廣識見，且為急救之備；或為專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
天地有好生之德，聖人有大公之心，立方以治病，使天下共知這，豈非天地聖人之至愿哉之高下，以為效驗，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變化無定，此大公之法也。若禁方者，義有所不解，機有所莫測。其傳也，往往出於奇人隱士，仙佛鬼神，其遇之也甚難，則愛護之必至。若輕以授人，必生輕易之心，所以方家往往愛惜，此乃人之情也。一則恐發天地之機也。禁方之藥，其製法必奇，其配合必巧，窮陰陽之柄，窺造化之機，其修合必虔誠敬慎，少犯禁忌，則藥無驗。若輕以示人，則氣泄而有不神，此又陰陽之理也。《靈樞》禁服篇︰黃帝謂雷公曰︰此先師這所禁，割臂歃血之盟也。故黃帝有蘭台之藏，長桑君有無泄之戒，古聖皆然。若夫詭詐之人，專欲圖利，托名禁方，欺世惑眾。更有修煉熱藥，長欲導淫，名為養生，實速其死。此乃江湖惡習，聖人之所以誅也。又有古之禁方，傳之已廣，載入醫書中，與經方並垂，有識者自能擇之也。
今人以古人氣體充實，故方劑分兩甚重，此無稽之說也。自三代至漢、晉，升斗權衡，異同，以今較之，不過十分之二。（余親見漢時，有六升銅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湯，傷寒大大劑也。桂枝、芍藥各三兩，甘草二兩，共八兩為一劑。在今只一兩六錢，又分三服，則一服不過五錢三仞零。他方有藥品多者，亦不過倍之而已。況古時之藥，醫者自備，俱用鮮者，分兩以鮮者為準，乾則折算。如半夏、麥冬之類，皆生大而干小。至附子，則野生者甚小，後人種之乃肥大，皆有確証。今人每方必十餘味每味三四錢，則一劑重一三兩矣。更有熟地用至四兩一劑者，尤屬可怪。古丸藥如烏梅丸，每服如桐子大十丸，今秤不過二三分，今則用三四錢至七八錢矣。古末藥用方寸經匕，不過今之六七分，今服三四錢矣。古人用藥，分兩未嘗從重。（《周禮‧遺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 ，六斗四升曰 ，四 共二石五斗六升，為人一月之食，則每日食八升有餘矣。蓋一升只二合也。）二十年來，時醫誤閱古方，增重分兩，此風日熾。即使對病，無氣不勝藥力，亦必有害，況更與病相反，害不尤速乎？既不考古，又無師授，無怪乎其動成笑柄也。
古人治法，無一方不對病，無一藥不對病。如是而病猶不愈，此乃病本不可愈，非醫之咎也。後世醫失其傳，病之名亦不能知，宜其胸中毫無所主也。凡一病有一病之名，如中風，總名也。其類有偏枯、痿痺、風痱、歷節之殊，而諸症之中，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又如水腫，總名也。其類有皮水、正水、石水、風水之殊，而諸症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凡病盡然。醫者必能實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減何藥，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論何病，總以陰虛陽虛等籠之談概之，而試以籠統不切之藥。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輕，適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對症之藥，亦奏小效。皆屬誤治。其得免於殺人之名者，何也？蓋殺人之藥，必大毒，如砒鳩之類，或大熱大寒，峻厲之品。又適與病相反，服後立見其危。若尋常之品，不過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耳，不即死也，久而病氣自退，正氣自複，無不愈者。間有遷延日久，或隱受其害而死。更或屢換庸醫，遍試諸藥，久而病氣益深，元氣竭亦死。又有初因誤治，變成他病，展轉而死。又有始服有小效，久服太過，反增他病而死。蓋日日診視，小效則以為可愈，小劇又以為難治，並無誤治之形，確有誤治之實。病家以為病久不痊，自然不起，非醫之咎，因其不即死，而不之罪。其實則真殺之而不覺也。若夫誤投峻厲相反之藥，服後顯然為害，此其殺人，人人能知之矣；惟誤服參附峻厲之藥，而即死者，則病家之所甘心，必不歸咎於醫。故醫者雖自知其誤，必不以此為戒，而易其術也。
一藥有一藥之性情功效，其藥能治某病，古方中用之以治某病，此顯而易見者。然一藥不止一方用之，他方用之亦效，何也？蓋藥之功用，不止一端。在北方，則取其此長；在彼方，則取其彼長。真知其功效之實，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迨至後世，一藥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者，蓋古人尚未盡知之，後人屢試而後知，所以歷代本草所注藥性，較之《神農本經》所注功用增益數倍，蓋以此也。但其中有當有不當，不若《神農本草》字字精切耳。又同一熱藥，而附子之熱，與乾薑之熱，迥乎不同；同一寒藥，而石膏之寒，與黃連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誤用，禍害立至。蓋古人用藥之法，並不專取其寒熱溫涼補瀉之性也。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所生之方，或取嗜好之偏，其藥似與病情之寒熱溫涼補瀉若不相關，而投之反有神效。古方中如此者，不可枚舉。學人必將《神農本草》字字求其精義之所在，而參以仲景諸方，則聖人之精理自能洞曉。而已之立方，亦必有奇思妙想，深入病機，而天下無難治之症也。
世有奸醫，利人之財，取效於一時，罔顧人之生死者，謂之劫劑。劫劑者，以重藥奪截邪氣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時即出，必漸消漸托而後盡焉。今欲一日見效，勢必用貓厴之藥，與邪相爭；或用峻補之藥，遏抑邪氣。藥猛 厲，則邪氣暫伏，而正亦傷；藥峻補，則正氣驟發，而邪內陷。一時似乎有效，及至藥力盡，而邪複來，元氣已大壞矣。如病者身熱甚，不散其熱，而以沉寒之藥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以香燥御之。瀉痢甚，不去其積，而以收斂之藥塞之之類，此峻厲之法也。若邪盛而投以大劑參附，一時陽氣大旺，病氣必潛藏，自然神氣略定，越一二日，元氣與邪氣相並，反助邪而肆其毒，為禍尤烈，此峻補之法也。此等害人之術，奸醫以此欺人而騙財者十之五。庸醫不知，而效尤以害人者，亦十之五。為醫者可不自省，病家亦不可不察也。
製藥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詳於宋之雷 ，今世所傳《雷公炮炙論》是也。後世製藥之法，日我一日，內中亦有至無理者，固不可從；若其微妙之處，實有精義存焉。凡物氣濃力大者，無有不偏，偏則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則用法以製之，則藥性之偏者醇矣。其製之義又各不同，或以相反為製，或以相資為製，或以相惡為製，或以相畏為製，或以相喜為製。而製法又複不同，或製其形，或製其性，或製其味，或製其質，此皆巧於用藥之法也。古方製藥無多，其立方之法，配合氣性，如桂枝湯中用白芍，亦即有相製之理，故不必每藥製之也。若後世好奇眩異之人，必求貴重怪僻之物，其製法大費工本，以神其說。此乃好奇尚異之人造作，以欺誑富貴人之法，不足憑也。惟平和而有理者，為可從耳。
天下之害人，者殺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殺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後殺其身者，人參也。夫人參用之而當，實能補養元氣，拯救危險。然不可謂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為物，氣盛而力濃，不論風寒暑濕、痰火郁結皆能補塞。故病患如果邪去正衰，用之固宜。或邪微而正亦憊，或邪深而正氣怯弱，不能逐之於外，則於除邪藥中投之，以為驅邪之助。然又必審其輕重而後用之，自然有扶危定傾之功。乃不察其有邪無邪，是虛是實，又佐以純補溫熱之品，將邪氣盡行補住。輕者邪氣永不複出，重者即死矣。夫醫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無悔者，何也？蓋愚人之心，皆以價貴為良藥，價賤為劣藥。而常人之情，無不好補而惡攻。故服參而死，即使明知其誤，然以為服人參而死，則醫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盡，此命數使然，可以無恨矣。若服攻削之藥而死，即使用藥不誤，病實難治，而醫者之罪，已不可勝誅矣。故人參者，乃醫家邀功避罪之聖藥也。病家如此，醫家如此，而害人無窮矣﹗更有駭者，或以用人參為冠冕，或以用人參為有力量；又因其貴重，深信以為必能挽回造化，故毅然用之。孰知人參一用，凡平凡這有邪者即死，其不死者，亦終身不得愈乎？其破家之故，何也？蓋向日之人參，不過一二換，多者三四換。今則其價十倍，其所服，又非一錢二錢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兩，而家已蕩然矣。夫人情於死生之際，何求不得，寧恤破家乎？醫者全不一念，輕將人參立方。用而不遵在父為不慈，在子為不孝，在夫婦昆弟為忍心害理，並有親戚朋友責罰痛罵，即使明知無益，姑以此塞責。又有孝之慈父，幸甚或生，竭力以謀之，遂使貧窶之家，病或稍愈，一家終身凍餒。若仍不救，棺殮俱無，賣妻鬻子，全家覆敗。醫者誤治，殺人可恕，而逞己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惡甚於盜賊，可不慎哉﹗吾愿天下之人，斷不可以人參為起死回生之藥而必服之。醫者，必審其病，實系純虛，非參不治，服必萬全，然後用之。又必量其家業，尚可以支持，不至用參之後，死生無靠，然後節省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醫，殺命破家於人不知之地，恐天之降禍，亦在人不知之地也，可不慎哉﹗
聖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而毒藥則以之攻邪。故雖甘草、人參，誤用致害，皆毒藥之類也。古人好服食者，必生奇疾，猶之好戰勝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設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後興；藥之設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後用，其道同也。故病之為患也，小則耗精，大能傷命，隱然一敵國也。以草木偏性，攻臟腑之偏勝，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製之，而後天喪身殞命之憂。是故傳經之邪，而先奪其未至，則所以斷敵之要道也；橫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則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挾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則敵之資糧已焚；合舊疾而發者，必防其並，則敵之內應既絕。辨經絡而無泛用之藥，此之謂向導之師。因寒熱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謂行間之術。一病而分治之，則用寡可以勝眾，使前後不相救，而勢自衰。數病而合治之，則並力搗其中堅，使離散無所統，而眾悉潰。病方進，則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氣所以老其師；病方衰，則必究其所之，更益精銳，所以搗其穴。若夫虛邪之體攻河過，本和平之藥而以峻藥補之，衰敝之日不可窮民力也；實邪之傷攻不可緩，用峻厲之藥而以常藥和之，富強之國可以振威武也。然而選材必當，器械必良，克期不衍，布陣有方，此又不可更仆數也。孫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盡之矣。
古人用藥立方，先陳列病症，然後雲某方主之。若其症少用出入，則有加減之法，附於後方。可知方中之藥，必與所現之症纖悉皆合，無一味虛設，乃用此方毫無通融也。又有一病而雲某方亦主之者，其方或稍有異同，或竟不同，可知一病並不止一方所能治。今乃病名稍似，而其中之現症全然不同，乃立以此方施治，則其藥皆不對症矣。並有病名雖一，病形相反，亦用此方，則其中盡屬相反之藥矣。總之，欲用古方，必先審病者所患之症，悉與古方前所陳列之症皆合。更檢方中所用之藥，無一不與所現之症相合，然後施用，否則必須加減。無可加減，則另擇一方，斷不可道聽途說，聞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論其因之異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雖所用悉本於古方，而害益大矣。
《內經》治病之法，針灸為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導引、按摩、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蓋服藥之功，入腸胃而氣四達，未嘗不能行於臟腑經絡。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則病屬有形，藥之氣味，不能奏功也。故必用針灸等法，即從病之所在，調其血氣，逐其風寒，為實而可據也。況即以服藥論，止用湯劑，亦不能盡病。蓋湯者，蕩也，其行速，其質輕，其力易過而不留，惟病在榮衛腸胃者，其效更速。其餘諸病，有宜丸、宜散、宜膏者，必醫者預備，以待一時急用，視其病之所在，而委曲施治，則病無遁形。故天下無難治之症，而所投輒有神效。扁鵲、倉公所謂禁方者是也。若今之醫者，只以一煎方為治，惟病後調理則用滋補丸散，盡廢聖人之良法。即使用藥不誤，而與病不相入，則終難取效。故扁鵲云︰人之所患，患病多；醫之所患，患道少。近日病變愈多，而醫家之道愈少，此痼疾之所以日多也。
本草之始，於神農，藥止三百六十品。此乃開天之聖人，與天地為一體，實能探造化之精，窮萬物之理，字字精確，非若後人推測而知之者。故對症施治，其應若響。仲景諸方之藥，悉本此書。藥品不多，而神明變化，已無病不治矣。迨其後，藥味日多，至隱弘景倍之，而為七百二十品。後世日增一日。凡華夷之奇草逸品，試而有效，醫家皆取而用之，肛有成書。至明‧李時珍，增皆取而用之，代有成書。至明‧李時珍，增益唐慎微《証類本草》為《綱目》，考其異同，辨其真偽，原其生產，集諸家之說，而本草更大備。此藥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則亦後人試驗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廣。然皆不若《神農本草》之純正真確。故宋人有云︰用神農之品無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後世所增之藥則萬有不足憑者。至其詮釋，大半皆視古方用此藥醫某病，則增注之。或古方治某病，其藥不止一品，而誤以方中此藥為專治此病者有之。更有己意推測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實非此藥之功，而強著其效者。種種難信。至張潔古、李東垣輩，以某藥專派入某經，則更穿鑿矣，共詳在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篇。故論本草，必以神農為本，而他說則必審擇而從之。更必驗之於病而後信。又必考古方中所曾用者，用可採取，余則只可於單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後世所謂 之奇藥，或出於深山窮谷，或出於殊方異域，前世所未嘗有者，後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異氣之所鐘，造物之機，久而愈泄，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識之，以廣見聞，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古方所用之藥，當時效驗顯著，而本草載其功用鑿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應與不應，其故何哉？蓋有數端焉︰一則地氣之殊也。當時初用之始，必有所產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氣濃而力全；以後傳種他方，則地氣移而力薄矣。一則種類之異也。凡物之種類不一，古人所采，必至貴之種。後世相傳，必擇其易於繁衍者而種之，未必皆種之至貴者。物雖非偽，而種則殊矣。一則天生與人力之異也。當時所采，皆生於山谷之中，元氣未泄，故得氣獨濃。今皆人功種植，既非山谷之真氣，又加灌溉之功，則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則名實之訛也。當時藥不市賣，皆醫者自取而備之。迨其後，有不常用之品，後人欲得而用之，尋求采訪，或誤以他物充之，或以別種代之。又肆中未備，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藥遂失其真矣。其變遷之因，實非一端。藥性既殊，即審病極真，處方極當，奈其藥非當時之藥，即效亦不可必矣。今之醫者，惟知定方，其藥則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雖有神醫，不能以假藥治真病也。
藥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性熱能治寒，性燥能治濕。芳香則通氣，滋潤則生津，此可解者也。如同一發散也，而桂枝則散太陽之邪，柴胡則散少陽之邪。同一滋陰也，而麥冬則滋肺之陰，生地則滋腎之陰。同一解毒也，而雄黃則解蛇蟲之毒，甘草則解飲食之毒，已有不可盡解者。至如鱉甲之消痞塊，使君子之殺蛔蟲，赤小豆之消膚腫，蕤仁生服不眠，熟服多眠，白鶴花之不腐肉而腐骨，則萬不可解者。此乃藥性之專長，即所謂單方秘方也。然人只知不可解者之為專長，而不知常用藥之中，亦各有專長之功。後人或不知之，而不能用，或日用而忽焉，皆不能盡收藥之功效者也。知醫者，當廣集奇方，深明藥理，然後奇症當前，皆有治法，變化不窮。當年神農著《本草》之時，既不能睹形而即識其性，又不可每藥歷試而知，竟能深識其功能，而所投必效，豈非與造化相為默契，而非後人思慮之所能及者乎？
煎藥之法，最宜深講，藥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飪禽魚羊豕，失其調度，尚能損人，況藥專以之治病，而可不講乎？其法載於古方之末者，種種各殊。如麻黃湯，先煎麻黃去沫，然後加餘藥同煎，此主藥當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湯，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藥後，須啜熱粥以助藥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則以甘瀾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則以白飲和服，服後又當多飲暖水。小建中湯，則先煎五味，去渣而後納飴糖。大柴胡湯，則先煎五味，去渣而後納飴糖。大柴胡湯，則煎減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則煎藥成而後納大黃。其煎之多寡，或煎水減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藥之法，不可勝者，皆各有意義。大者發散之藥，及芳香之藥，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疏蕩；補益滋膩之藥，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總訣也。故方藥雖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藥必無效。蓋病家之常服藥者，或尚能依法為之；其粗魯貧苦之家，安能如法製度，所以病難愈也。若今之醫者，亦不能知之矣，況病家乎？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雖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則非特無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發散之劑，欲驅風寒出之於外，必熱服，而暖覆其體，令藥氣行於榮衛，熱氣周遍，挾風寒而從汗解。若半溫而飲之，仍當風坐立，或公寂然安臥，則藥留腸胃，不能得汗，風寒無暗消之理，而榮氣反為風藥所傷矣。能利之藥，欲其化積滯而達之於下也，必空腹頓服，使藥性鼓動，推其垢濁從大便解。若與飲食雜投，則新舊混雜，而藥氣與食物相亂，則氣性不專，而食積愈頑矣。故《傷寒論》等書，服藥之法，宜熱宜溫，宜涼宜冷，宜緩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飽宜飢，更有宜湯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圓。其輕重大小，上下表裡，治法各有當。此皆一定之至理，深思其義，必其得於心也。
古之醫者，所用之藥皆自備之。《內經》云︰司氣備物，則無遺主矣。當時韓康賣藥，非賣藥也，即治病也。韓文公《進學解》云︰牛溲、馬渤、敗鼓之皮，俱收並蓄，特用無遺，醫師之良也。今北方人稱醫者為賣藥先生，則醫者之自備藥可知。自宋以後，漸有寫方不備藥之醫，其藥皆取之肆中，今則舉世皆然。夫賣藥者不知醫，猶之可也。乃行醫者竟不知藥，則藥之是非真偽，全然不同，醫者與藥不相謀，方即不誤，而藥之誤多矣。又古聖人之治病，惟感冒之疾，則以煎劑為主，余者皆用丸散為多。其丸散，有非一時所能合者。倘有急迫之疾，必須丸散，俟丸散合就，而人已死矣。又有一病只須一丸而愈，合藥不可只合一丸。若使病家為一人而合一料，則一丸之外，皆為無用。惟醫家合之，留待當用者用之，不終棄也。又有不常用，不易得之藥，儲之數年，難遇一用，藥肆之中，因無人問，則亦不備。惟醫者自蓄之，乃可待不時之需耳。至於外科所用之煎方，不過通散營衛耳。若護心托毒，全賴各種丸散之力，其藥皆貴重難得。及鍛煉之物，修合非一二日之功，而所費又大，亦不得為一人只合一二丸。若外治之圍藥、塗藥、升藥、降藥，護肌腐肉，止血行瘀，定痛煞'癢，提膿呼毒，生肉生皮，續筋連骨；又有薰蒸烙灸，吊洗點 等藥，種種各異，更複每症不同，皆非一時所得備，尤必須平時預合。乃今之醫者，既不知其方，亦不講其法；又資本以蓄藥料，偶遇一大症，內科則一煎方之外，更無別方；外科則膏藥之外，更無餘藥。即有之，亦惟取極賤極易得之一二味，以為應酬之具，則安能使極危、極險、極奇、極惡之症，令起死回生乎？故藥者，醫家不可不全備者也。
世有書符請仙而求方者，其所書之方，固有極淺、極陋、極不典，而不能治病且誤人者；亦有極高、極古、極奇、極穩，以之治病而神效者。其仙或托名呂純陽，或托名張仲景。其方亦宛然純陽、仲景之遺法。此其事甚奇，然亦有理焉。夫乩者，機也。人心之感召，無所不通，既慶心於求治，則必又能治病之鬼神應之。雖非真純陽、仲景，必先世之明於醫理，不遇於時而死者，其精靈一時不散，游行於天地之間，因感而至，以顯其能，而其人病適當愈，則獲遇之，此亦有其理也。其方未必盡效，然皆必有意義，反不若世之時醫，用相反之藥以害人。惟決死生之處，不肯鑿鑿言之，此則天機不輕泄之故也。至於不通不典之方，則秘持乩之術不工，或病家之心不誠，非真乩方也。
凡藥之誤人，雖不中病，非與病相反者，不能殺人。即與病相反，藥性平和者，不能殺人。與病相反，性又不平和，而用藥甚輕，不能殺人。性既相反，藥劑又重，其方中有幾味中病者，或有幾味能解此藥性者，亦不能殺人。兼此數害，或其人病甚輕，或其人精力壯盛，亦不能殺人。蓋誤藥殺人，如此之難也，所以世之醫者，大半皆誤，亦不見其日殺數人也。即使殺之，乃輾轉因循，以至於死，死者不覺也。其有幸而不死，或漸自愈者，反指所誤用之藥以為此方之功效，又轉以之誤治他人矣。所以終身誤人，而不自知其咎也。惟大熱大燥之藥，則殺人為最烈。蓋熱性之藥，往往有毒；又陽性急暴，一入臟腑，則血涌氣升。若欺之陰氣本虛，或當天時酷暑，或其人傷暑傷熱，一投熱劑，兩火相爭，目赤便閉，舌燥齒干，口渴心煩，肌裂神躁，種種惡候，一時俱發。醫者及病家俱不察，或雲更宜引火歸元，或雲此是陰症，當加重其熱藥，而佐以大補之品。其人七竅皆血，呼號宛轉，狀如服毒而死。病家全不以為咎，醫者亦洋洋自得，以為病勢當然。總之，愚人喜服補熱，雖死不悔。我目中所見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醫者與病家，無一能聽從者，豈非所謂命哉﹗夫大寒之藥，亦能殺人，其勢必緩，猶為可救；不若大熱之藥，斷斷不可救也。至於極輕淡之藥，誤用亦能殺人，此乃其人之本領甚薄，或勢已危殆。故小誤即能生變，此又不可全歸咎於醫殺之了。
今所用之膏藥，古人謂之薄貼。其用大端有二︰一以治表，一以治裡。治表者，如呼膿去腐，止痛生肌，並摭風護肉之類。其膏宜輕薄而日換，此理人所易知；治裡者，或驅風寒，或和氣血，或消痰痞，或壯筋骨，其方甚多，藥亦隨病加減。其膏宜重濃而久貼，此理人所難知，何也？蓋人之疾病，由外以入內，其流行於經絡臟腑者，必服藥乃能驅之。若其病既有定所，在於皮膚筋骨之間，可按而得者，用膏貼之，閉塞其氣，使藥性從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經貫絡，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較之服藥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故凡病之氣聚血結而有形者，薄貼之法為良。但製膏之法，取藥必真，心志必誠，火候必至，方能有效，否則不能奏功。至於敷熨吊 種種雜法，義亦相同，在善醫者通變之而已。
古聖人之立方，不過四五味而目。其審藥性，至精至當；其察病情，至真至確。方中所用之藥，必準對其病，而無毫發之差，無一味泛用之藥，且能以一藥兼治數症，故其藥味雖少，而無症不該。後世之人，果能審其人之病，與古方所治之病無少異，則全用古方治之，無不立效。其如天下之風氣各殊，人之氣稟各異，則不得不依古人所製主病之方，略為增減，則藥味增矣。又或病同而症甚雜，未免欲兼顧，則隨症增一二味，而藥又增矣。故後世之方，藥味增多，非其好為雜亂也。乃學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藥該數症，故變簡而為繁耳。此猶不失周詳之意。且古方之設，原有加減之法，病症雜出，亦有多品之劑，藥味至十餘種。自唐以後之方，用藥漸多，皆此義也。乃近世之醫，動雲效法漢方，藥止四五味，其四五鼓掌之藥，有用浮泛輕淡之品者，雖不中病，猶無大害。若趨時之輩，竟以人參、附子、乾薑、蒼朮、鹿茸、熟地等峻補辛熱之品，不論傷寒、暑濕，惟此數種輪流轉換，以成一方，種種與病相反，每試必殺人，毫不自悔，既不辨病，又不審藥性，更不記方書，以為此乃漢人之法。嗚呼﹗今之所學漢人之方，何其害人如此之毒也﹗其端起於近日之時醫，好為高論以欺人；又人情樂於溫補，而富貴之家尤甚。不如是則道不行，所以人爭效尤，以致貽害不息。安有讀書考古，深思體驗之君子，出而挽回之，亦世道生民之大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