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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本溯源，博采諸家朱氏從醫近60載，飲譽醫壇，蜚聲海內外。年屆七十有八，仍思路敏捷，審證精當，藥多奇中，其根源在於他有扎實的功底。
朱氏在17歲時赴“名醫之鄉”———江蘇武進孟河學醫，拜馬惠卿先生為師，馬師乃御醫馬培之之孫，家學淵源，根基深厚，使朱氏受益匪淺。後在上海中國醫學院繼續深造時，他一邊讀書，一邊在章次公先生處實習，受章先生的親炙，學乃大進。章次公先生對祖國醫學造詣精深，具有十分淵博的中醫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並注意汲取現代醫學之長，頗多創見。朱氏回憶當年在上海隨章次公先生學習的情景時，不無感觸地說：“章師思路敏捷，學識淵博，臨床頗多獨到經驗，對內科疑難雜症，尤擅其長。在那裡，我學會了掌握主題的讀書方法，抓住主要矛盾的辨證手段，以及靈活選方用藥的技巧。章師一貫提倡‘發皇古義，融會新知’的治學主張，對我影響尤深，後來我之所以能兼收並蓄，重視民間單方，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都是章師正確引導的結果啊！”這番話既是引導、啟發，也是鞭策，催人奮進。
朱氏一生勤奮好學，博覽群書，首先深研經典，然後旁通諸家。認為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和辨證的客觀方法，集中體現在四大經典著作中。他對經典著作的學習分為四步：
（1）通讀原文，窺其全貌。例如《內經》一書，其“文簡、意博、理奧、趣深”，不通讀原文，就無法窺其全貌，理解全書的主要精神；不通讀原文，更無法認識和辨別精華和糟粕。
（2）熟讀警句，掌握精髓。“書讀百遍，其義自見”。
（3）獨立思考，兼參校注。
（4）前後對照，融會貫通。朱氏一生悉心鑽研經典，他認為《內經》是中醫基礎理論的源流，病因病機、診法治則之綱領、法則，悉蘊其中，必須下苦功認真熟讀領悟，才能打牢基礎，掌握深入堂奧的鑰匙。
同時對仲景學說也要進行認真的研究，因為它是在《內經》理論指導下，同時又豐富發展了《內經》理論，把中醫理論和臨床實踐加以結合而產生的中醫辨證治療學。仲景學說是質樸的、嚴密的、充滿辯證法思想的；六經辨證法的客觀規律不僅適用於外感熱病，同時也適用於內傷雜病。翻開《傷寒論》，六經病都有一個客觀標準和傳變規律，因為病有常，就有變。《傷寒論》把正治、反治、斡旋，救逆諸法都講得清清楚楚，但是它的核心，又離不開陰陽，離不開正與邪的鬥爭這根主線。它講辨證立法，但又離不開八綱的具體應用。例如《傷寒論》56條云：“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裡，仍在表也，當須發汗……”此條說明，“頭痛有熱”的症狀在太陽病與陽明病均可見到，前者系風寒外束，後者因陽明燥熱上衝；但要區別其為太陽表證，抑為陽明裡證，又當審之於“小便”；若小便黃赤，裡熱熾也；若小便清，則病在表也。其辨證之精細，於此可見。朱氏對明清崛起的溫病學亦進行了研究，他說：溫病學是《傷寒論》延伸和發展，不能把它們割裂開來，要從源到流地進行繼承和發揚。對秦漢以來的歷代主要著作如《千金方》、《外台秘要》，金元四大家學說均作流覽深研。朱氏對明代孫一奎所著的《赤水玄珠全集》，非常讚賞他學本靈素，又善於融會變通各家之說，在臨床上孫氏強調以“明證”為主，於寒、熱、虛、實、表、裡、氣、血八字，諄諄致意，朱氏認為這是既辨病證，又別病位元和層次的辨證要領，執此則“證”自“明”矣。孫氏在學術上不存偏見，對於前人之說，總是擇善而從，用其長而去其偏，這種治學方法朱氏認為非常值得後人學習效法。對前人的醫案亦是愛不釋手，他認為醫案是臨床的實踐記錄，是第一手資料，是最現實、最生動的素材，是活的經驗，一部好的醫案，往往是一位醫學家數十年經驗的結晶，可以從中領悟前人的辨證思想，學習到辨證論治的方法，其中有很多寶貴的東西，值得學習和借鑒。對青年時代的朱氏影響較大的除章次公先生外，還有鹽山張錫純先生。每當診餘之暇，他經常翻閱張錫純先生的《衷中參西錄》，此書是張氏畢生醫療實踐之經驗總結，內容精湛豐富，他百讀不厭，書中許多有效方劑，他應用於臨床，發揮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對張氏創訂的“升陷湯”治大氣下陷（心肺功能低下、全身衰竭之候）、參赭鎮氣湯治虛喘（心臟性喘息及慢性肺心病之上盛下虛者）、鎮肝熄風湯治中風（包括高血壓腦病、腦動脈硬化、腦血管意外）、振頹丸治痿廢（腦血管意外後遺症、截癱、類風濕性關節炎等所致運動障礙者）、參赭培氣湯治膈食（食道憩室、食道痙攣、賁門痙攣等所致之嘔逆）、金鈴瀉肝湯治脅下掀痛（非化膿性肋軟骨炎、膽囊炎、結核性腹膜炎、闌尾膿腫、盆腔炎）、建瓴湯治腎性高血壓、硝菔通結湯治大便燥結久不通（腸梗阻）、活絡效靈丹治症瘕、心腹瘀痛（宮外孕、肝胃氣痛、盆腔炎性包塊、輸卵管積水、心絞痛）、理衝湯治閉經、固衝湯治血崩、安胃飲治妊娠惡阻等經驗方，頗為推崇，經常引用，並隨證損益，多收佳效。故有人稱朱氏是得力於“南章北張”。正是由於他勤奮博學，兼收並蓄，採擷眾長，融會貫通，善於化裁，故臨證時始能左右逢源，得心應手。
朱氏對《內經》中治療血枯閉經之名方———四烏骨一茹丸作了如下精闢的闡述。他說：四烏骨一茹丸旨意深矣！烏賊骨咸溫下行，主女子赤白漏下及經閉血枯，又能澀精秘氣；茜草既能止血治崩，又能補益精氣；雀卵氣味甘溫，為補益精血之妙品；鮑魚能通血脈，益陰氣。《內經》此方，是為肝傷所致而設。認為此方實際上是一張通補奇經之祖方。一般說來，奇經病變都是大病、久病所累及；衝任二脈的病變，除因直接損傷（如手術）所導致外，大多起於慢性久病之後，所謂肝腎損傷，累及奇經。他認為此方之組成有兩大特點：其一，選用了雀卵、鮑魚等動物藥來填補精血，既是養肝腎，又是益衝任。後世醫家所謂“味腥氣穢，善走奇經”，即是受其啟示。其二，以補澀為主，澀中寓通。烏賊骨、茜草不僅能固澀下焦，而且能通利血脈，所以說二味能行能止。為何要通？蓋非通經氣不能行，非通不能入脈。這是調理奇經的一個重大法則，足以啟迪後人。朱氏認為此方之應用是十分廣泛的，除用於傷肝經閉外，還適用於崩漏，特別是暴崩。蓋暴崩衝任失守，下焦不固，證情最急。他說，儘管在辨證上可以分為肝不藏血，脾不統血等多種類型，但治肝、治脾總有鞭長莫及之慮，莫若固攝衝任為先，待血崩止後，再調肝脾，以治其本；雀卵不易得，鮑魚價昂，可取其意，代之以鵪鶉蛋、鹿角膠、龜板膠、紫河車、淡菜、阿膠之類，但需根據證候陰陽之偏頗，隨證選藥。茜草、烏賊骨固攝下焦，加入紫石英、龍骨、牡蠣等以補其不逮，可以收效。此方還適用於帶下病，近代名醫張錫純善用之。張氏謂“帶下為衝任之證，而名為帶者，蓋以奇經帶脈，原主約束諸脈，衝任有滑脫之疾，責在帶脈不能約束，故名為帶也”。制“清帶湯”（生山藥、生龍骨、生牡蠣、海螵蛸、茜草）治“婦女赤白帶下”。單赤帶，加白芍、苦參；單白帶，加鹿角霜、白朮。張氏此方，即從四烏骨一茹丸引申而來，假使既有下元不足之見證，又有濕熱瘀濁逗留之帶下，張氏此方即欠熨貼，朱氏認為還需參用土茯苓、蜀羊泉、白槿花、扁蓄等泄化濁瘀之品始稱允當。泄濁之品，直達病所，殊堪效法。
再如，《傷寒論》從小便利與不利，作為蓄水與蓄血辨證之重要標誌。蓋蓄水者，病在氣分，氣化不利，故小便不利；而蓄血則病在血分，並不影響氣化功能，所以小便自利。朱氏認為，這僅僅是言其常，而未能盡其變。假使瘀血阻滯，影響氣化功能，不僅可見小便不利，還可見腫滿之疾。從臨床實際來看，風濕性心臟病、肝硬化腹水、腎功能衰竭等，均可見小便不利，或腹水、或腫滿等證候。而此等疾患，均有不同程度之瘀血表現，假如僅就小便不利這一症狀，從氣分來處理，就難收到預期之效果，而有時採用化瘀藥後，則可獲得明顯的功效。這是發人深省的。
朱氏採用《傷寒論》“抵當湯”中的水蛭，將其研為粉治療“風心”證見心下痞堅、腹水、小便不利者，及“肺心”而面浮、喘促、足腫、小溲短少者，其效均較佳，足以佐證其認識之正確。
（二）提高昇華，頗多創見朱氏認為，在廣泛使用前人經驗基礎上，如何進一步探索新的線索，總結新的規律，更好地提高辨證識病的水準，是當代中醫的職責。他躬身實踐，善於繼承前人的經驗，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加以提高昇華，頗多創見。在50年代末，他提出通過眼血管的望診，來協助肝炎的診斷。這一方法就是以《內經》中“肝開竅於目”為理論基礎，同時受到《本草綱目》秦艽條下，引崔元亮《海上方》用秦艽治黃疸，述其症狀“目有赤脈”的啟示，而提出的。他曾系統地觀察了肝炎病人眼血管的變化，進行綜合分析，結果發現隨著肝炎病情的加劇、好轉或恢復，眼血管的色澤、擴張、彎曲按照一定的規律變化。凡肝炎患者，其球結膜血管不僅充血，而且還有如鋸齒狀的彎曲出現。凡是眼血管彎曲明顯者，為早期象徵；擴張較劇，色鮮紅者，為病勢演進之征；模糊或不太明顯者，則為病程已長或向愈之征，其血管末端有黑點者，表示肝區疼痛較劇。病症向愈的患者，肝腫已縮小或不能觸及，其眼血管變化亦隨之逐漸消失。所以，眼血管變化對肝炎的診斷和病情進退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朱氏將這一獨特的診斷方法寫進《傳染性肝炎的綜合療法》一書中，從而為中醫診斷學增添了新的內容。又如朱氏根據《靈樞·五色篇》“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之啟示（“子處”，朱氏認為不僅指子宮，且包括男性生殖系統），創“觀人中的色澤及與同身寸長度之差距”來診察男女生殖系統病變的方法，並經300例臨床觀察，發現正常人“人中”長度與中指同身寸基本相等。凡是不相等的，無論男女生殖系統均有病變。且差距越大，症狀亦愈明顯。“人中”短於同身寸者較為多見，在男子往往有陽痿、早洩、不育、不射精、子癰、狐疝等病，在女子則有經、帶、胎、產諸多病變。“人中”長於同身寸者常為子宮下垂。若兼人中溝深者，常為子宮後位；淺者多為前傾；寬闊者多為子宮肌瘤。人中部位的色澤亦有診斷價值，凡色黧黑者，多為腎陽虧虛；色青者多見腹痛有寒；色赤者內有鬱熱。“人中”診法常為人們所忽視，朱氏的探索豐富了診斷學的內容。
（一）勇於革新，辨證辨病任何一門科學的發展都不是封閉的、排他性的，都必須注意汲取其他自然科學之長，才能豐富與發展自己，中醫學亦不例外，早在1962年朱氏就提出了辨證與辨病相結合的主張，並就此撰寫了文章，表現了一位醫學家客觀的眼光和開拓精神。他認為，辨證論治是祖國醫學理論體系的精髓，“辨證”就是臨床工作者運用中醫理論，通過望、聞、問、切四診，詳盡地瞭解臨床症狀和體征，通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裡，由此及彼的細心分析，歸納總結而得出來的，它是一個包括病因、病位、病機、病理性質及正邪鬥爭情況的一個綜合概念。“治病必求於本”，何為“本”？“本於陰陽也”。所以辨證就是從整體上把握了人體陰陽失調後臟腑功能紊亂的狀態，是中醫整體觀和動態的體現。“論治”就是根據辨證的結果，施以相應的治療措施，立方用藥，調動人體的正氣，驅邪防變，達到治療的目的。朱氏認為“辨證論治”的優點在於不論疾病如何千變萬化，都可以從陰陽消長、正邪鬥爭的基本規律中，運用“四診”、“八綱”的方法，歸納分析，提出整體的治療措施，重新建立起“陰陽自和”的狀態。這是中醫在宏觀、定性、動態研究方面的獨到之處。所以即使是疑難雜症，只要認真地掌握了“辨證論治”這個大經大法靈活運用，就可應付裕如，取得好的療效。如果就此以為中醫已有的一套辨證論治是十全十美，不需要再前進的話，那就要犯孤芳自賞、停滯不前的錯誤。“辨證論治”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在微觀、定量、靜態方面的研究則不夠，對微觀的“病”的認識，有時不免失於籠統。例如中醫痹證，大體上包括了西醫的風濕熱、風濕性關節炎、類風濕性關節炎、坐骨神經痛、骨質增生性疾病，其他如血栓閉塞性脈管炎、系統性紅斑狼瘡、多發性肌炎、硬皮病、結節性紅斑、結節性脈管炎亦有涉及。如果對這些疾病都用痹證概括之，則顯然失之粗疏。朱氏強調辨證與辨病相結合，這主要指的是辨中醫的證與辨西醫的病相結合。他認為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中醫應學習西醫的一些基礎理論和方法，借助各種先進的儀器與檢測手段，把疾病的癥結搞清楚，有利於疾病的早期發現，早期診斷，防止誤診、漏診，從而提高醫療品質。例如直腸癌早期，其症狀往往與慢性痢疾或內痔混淆，病毒性心肌炎頗類熱病後之勞倦證，如果不經過現代的各項檢查，就不能早期發現，以至誤診。又如隱匿性腎炎、隱性糖尿病等，都不是僅僅靠望聞問切四診所能確診的，必須借助西醫的檢測手段。再如反胃，也有官能性與器質性的本質差異，若不結合辨病，儘管同樣可以處方用藥可以取得療效，但對病的癥結所在畢竟心中無數，而一旦明確了診斷，對疾病的認識更為具體，在治療上針對性就更強，這是對辨證論治的提高。同時，辨證結合辨病也是病人的要求，也是觀察療效的需要，因為判斷某些疾病是否已經治癒，不是僅靠臨床症狀的消失為依據，還要看各種檢查資料是否正常，如肝炎病人要求肝功能化驗的正常。朱氏還強調如果僅辨病而不辨證，就要走上“對號入座”的狹路，把活潑的辨證變成僵死的教條，勢必毀掉中醫學。如曾治一紡織女工，患子宮內膜異位症（異位至肺部），前醫曾誤診為肺結核、支擴，迭治無效。朱氏根據月經閉止，每月咯血五六日，顴紅掌熱，口乾咽燥，腰膝酸軟等見症來分析，斷其病本在肝腎，累及衝任，緣水不涵木，氣火衝激，衝氣上干，損傷肺絡使然。及時採用滋腎養肝、清肺涼血、調理衝任之劑，連進十劑，月經即循常道而行。可見肯定或否定“病”和“證”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只有將宏觀辨證與微觀辨病兩者結合起來，探索臨床證治的規律才能相得益彰。
（二）宏觀微觀，有機結合辨證與辨病如何相結合，朱氏認為宏觀辨證用藥與微觀辨病用藥不應該是機械的兩者相加，而應當是有機的結合，必須全面掌握陰陽消長的情況，有分寸、有選擇地應用。朱氏認為他的老師———已故名醫章次公先生提倡“發皇古義，融會新知”，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為我們積累了不少經驗，值得我們效法。例如章先生對胃潰瘍的治療，辨病辨證相結合就很有特色。胃病一般多用辛香理氣之品，但章先生一旦辨明是潰瘍就避開此類藥，慮其傷陰動血。他指出“凡此等證過用香燥刺激之品，未有不僨事者”。還明確指出：“潰瘍性之胃酸過多，徒用和中之品無益，消炎收斂類而有刺激者，亦無益”。他因而創造性地運用大劑量的杏仁等富有油質的藥物解痙緩痛；以煆雞蛋殼、煆瓦楞子等含有鈣質的藥物以制酸；以馬勃等清熱消炎止血；以象牙屑、琥珀化瘀生肌，對病因進行針對性地治療，從而創立了養胃消瘀、護膜醫瘍之大法，並制定了一張治療胃潰瘍的驗方，在制方用藥上突破了常規，若與微觀辨病相結合，把整體和局部結合起來，從而提高了臨床療效，積累了不少經驗。例如對浸潤型肺結核、慢性纖維空洞型肺結核、肺結核咯血等病使用抗結核藥而久不愈者，朱氏認為必須從整體出發，此等病證其本屬虛，但均有瘀滯的表現，治宜病證結合，標本兼顧，自創“保肺丸”治之。處方：地鱉蟲、紫河車各120克，百部180克，制首烏、白芨各450克，共研細末，另以生地榆、黃精、草各180克煎取濃汁泛丸如綠豆大，每服9克，日二次。一般服用半月後即見效，潮熱、咳嗆、咯血、盜汗均顯見減輕，血沉減慢，連服2～3月以上，病灶可趨吸收或閉合。此方配伍精當，力專效宏。方中地鱉蟲活血散瘀，朱氏擴展引申運用於肺結核久不鈣化者，意在推陳致新；紫河車為血肉有情之品，滋補氣血精液，治虛勞久咳；百部潤肺定咳，抗癆殺菌；制首烏滋補肝腎，並能“實肺虛、止吐血”（《本草從新》）；白芨補肺泄熱，斂肺止血，逐瘀生新，消腫生肌；地榆涼血止血，清熱抗癆；草清熱解毒，消瘀抗癆；黃精補腎潤肺，有抗癆之功。此方既辨證，又辨病，既治標，又治本，充分反映了朱氏診療的思路，頗有啟迪。
（三）中西結合，突出特色朱氏積極開展用中醫藥治療急症的研究工作，經過不懈的努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他強調中醫急症要突出中醫特色，發揮中醫中藥優勢，在具體臨床實踐中一定要以祖國醫學理論作指導，在辨病的基礎上要進行辨證論治，如果僅是為某個病的病名所拘，是炎症選用幾味苦寒消炎藥，是病毒就選用幾味抗病毒藥，則無異是取消辨證論治，如果脫離中醫理論體系來研究，就會走上廢醫存藥的危險道路。
60～70年代朱氏常被邀請去市傳染病院給病人會診，病人多為急、重、危者，經配合中藥治療後，常獲得較佳的療效，如乙腦極期的治療，乙型腦炎屬於中醫“暑溫”、“暑痙”、“暑厥”之範疇，其病來勢兇險，傳變迅速，若治不及時或治不得法，極易昏痙致變。臨床可見乙腦極期由於邪毒熾盛，痰濁阻滯，而清竅被蒙，症見高熱神昏，喉間痰如拽鋸，驚厥頻作，往往出現心力衰竭和呼吸道的窒息，內閉外脫而突變。朱氏認為在乙腦極期，“熱、痰、風”為其臨床表現，以“痰”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蓋熱踞痰為兇險，痰熱交蒸，則風動痙厥矣。是以“風”則多變，“痰”則最險，痰阻則竅閉，閉不開則脫變。朱氏治此症，以滌痰泄熱為主要手段，以清心開竅為目標，採用驗方“奪痰定驚散”治療。處方：炙全蠍15只、巴豆霜025克、犀黃035克、硼砂1克、飛朱砂15克、飛雄黃12克、陳膽星3克、川貝、天竺黃各15克、元寸015克（後入），共研極細末，密貯，每服07克，幼兒04克，每日1～2次，一般鼻飼3～4小時後，排出灰黑而雜有黃白色粘液的大便，即痰消神蘇（未排便者，可續服一次）。方中全蠍不僅有祛風定驚之功，並可滌痰、開瘀、解毒，張山雷氏即認為蠍尾有“開瘀降逆”之功，由於本品開瘀解毒，熄風定驚功著，故用為主藥；巴豆霜之應用，是受《外台》“桔梗白散”（桔梗、川貝、巴豆）的啟示，取其迅掃膈上之痰涎，下胃腸之壅滯，開氣道之閉塞；更以膽星祛風痰；川貝、竺黃、硼砂清痰熱；雄黃、朱砂解毒墜痰；犀黃鎮驚、解毒、清熱、化痰；麝香開竅慧神，共奏化痰開閉、通腑泄濁、熄風定驚之功，朱氏不僅以此用於乙腦極期，而且對肺炎、中毒性菌痢、百日咳腦病、脊髓灰質炎等痰濁交阻、痰鳴如嘶之症，用之亦有泄化痰濁、防止窒息之效，達到了異病同治之妙。歷年使用，屢建殊功。
朱氏還將著名的解毒消炎成藥———“六神丸”，用於內科急症治療。眾所周知，六神丸擅治咽腫、喉癰、癰疽、疔瘡等症。通過臨床實踐，朱氏認為六神丸的適應證絕不只於此，六神丸的藥物組成很值得研究。牛黃一味，《本經》早有記載，一直作為名貴的芳香開竅、清熱解毒、利痰鎮驚藥。它含有膽固醇、麥角固醇，並含丙氨酸等七種氨基酸，不僅有鎮靜、抗驚和強心之功，且有促使紅細胞新生的作用，所以日本醫家用作“強壯藥”。蟾酥有很強的攻毒消腫、辟惡通竅、強心定痛之功。《本草綱目》稱其治“一切惡腫”，近年來發現它在組織培養的癌細胞、動物腫瘤模型及臨床應用均有不同程度的抗癌作用，值得重視。它的辟惡通竅作用，可用於和其它藥物配伍，治療痧疫昏厥、霍亂吐瀉等症。據藥理分析，它含有蟾酥甙和蟾酥靈等，能強心升壓及興奮呼吸，其興奮呼吸比尼可刹米、戊四氮、洛具林還強。十分有意義的是，蟾酥的強心作用與它能顯著增加心肌蛋白激酶活性有關，而對其它內臟蛋白激酶活性幾乎沒有影響，它沒有類似心得安一類的副作用。由有關單位研製成功的“蟾力蘇注射液”，是用從蟾酥中進一步提取出來的有效成分———脂蟾毒配基製成的新型急救藥，兼有興奮呼吸、強心、升壓的效應。由於其升壓作用迅速，持續時間較長，並無血壓過度升高的現象，對於新生兒窒息，對於麻醉、鎮痛、鎮靜等藥物引起的中樞性呼吸抑制，都有較好的治療效果；對於肺心病、肺炎等引起的呼吸、迴圈衰竭，也有治療效果。麝香有香竄透絡、開竅化瘀之功，它易分離出香味成分———麝香酮，是一種揮發油，能使呼吸和心跳增加，本品少量可增進大腦機能，多量反而有麻痹作用，又能促進各腺體的分泌，有發汗和利尿作用。世俗皆知麝香為散氣通竅之藥，而忽略其強心健腦作用，誠為憾事。陶節庵以參、附、桂等品與麝香組成“回陽救急湯”，實有卓見。冰片一味，《本草綱目》稱其“通諸竅，散鬱火”，並能消腫止痛；其開竅回蘇功類麝香，但作用稍遜，主要用於溫熱病的神昏痙厥以及中風痰厥、中惡、卒然昏倒等內閉證候。珍珠能鎮驚墜痰，它含有大量鈣素及多種氨基酸，與牛黃合用具抗黴菌之效。雄黃能解毒辟穢，它含有三硫化二砷，可以抑制巰基酶系統以影響細胞代謝。諸藥配合，共奏清熱解毒、消腫止痛、強心安神、鎮痙回蘇之功。故朱氏將六神丸用於熱病引起之休克及心衰、早期呼吸衰竭等危重證候，有獨到之功，對於哮喘發作者能頓挫其喘逆。因六神丸具有較好的強心止痛之功，所以亦可用於冠心病之心絞痛者。
朱氏還將六神丸用於腫瘤病人，每服10粒，一日三次，有較好的止痛作用。
朱氏對本草研究有素，熟悉藥物的性能，處方用藥常自出新意，別具一格。
（一）引申發展，擴大應用朱氏認為，人類對事物的認識是永遠沒有窮盡的。前輩醫家由於時代條件的限制，對許多藥物的功用，不可能闡發無餘，尚有不少潛在功效，等待我們後人去發掘。他根據古籍文獻之線索，恒藉現代醫學理論，大膽地加以引申發展，擴大應用範圍。
如仙鶴草一藥為止血要藥，常用於咯血、吐血、衄血、便血及婦產科崩漏、月經過多等出血疾患。但此藥止中有行，兼擅活血之長，則鮮為人知。朱氏認為，仙鶴草味苦辛而澀，澀則能止，辛則能行，是以止澀中寓宣通之意。考諸文獻，《百草鏡》中言本品“下血活血”、治“跌僕吐血”，《生草藥性備要》謂其“理跌打損傷，止血、散瘡毒”，《閩東本草》用仙鶴草治痛癰結毒，《滇南本草》有“治赤白痢”之記載，均可證本品之活血作用。蓋乳癰與痛癰結毒，皆因邪毒結聚、氣血壅遏所致，設其無活血之功，何能消之潰之？是為止血而不留瘀，活血治痢之佳藥。他以仙鶴草、桔梗為主藥，創“仙桔湯”治療慢性痢疾與結腸炎，取其活血排膿止瀉之功，用之多驗。仙鶴草又名脫力草，江浙民間用此品治脫力勞傷有效，足證其有強壯之功。單用本品治療氣血虛弱之眩暈，有一定效果，即從其強壯作用引申而來，朱氏嘗以仙鶴草配黃芪、大棗為基本方，治療血小板減少性紫癜、過敏性紫癜，其效頗佳。
此外，仙鶴草尚有強心作用，葉橘泉先生著《現代實用中藥》一書，曾提及之。此為一新發現，為過去文獻所未記載。近年有用仙鶴草提取物（仙鶴草素）治療克山病所致之完全性房室傳導阻滯，用後心率增快，而迅速地改善症狀。而其機理，殆與仙鶴草的活血作用有關。
又如朱氏用劉寄奴治瘀阻溺癃，劉寄奴味苦性溫，入心脾二經，為活血祛瘀之良藥。凡經閉不通，產後瘀阻作痛，跌僕創傷等症，投之鹹宜。而外傷後血尿腹脹，用之尤有捷效。《本草從新》載其能“除症下脹”。所謂“下脹”者，因其味苦能泄，性溫能行也。而“除症”之說，殊堪玩味，經驗證明，此物對“血症”、“食症”等證均可應用。所謂“血症”蓋因將息失宜，臟腑氣虛，風冷內乘，血氣相搏，日久堅結不移者也。在婦女則經水不通，形體日漸羸瘦，可予四物湯加劉寄奴、牛膝、紅花、山楂之屬。引申之，肝硬化腹水用之亦有佳效。而“食症”，則因飲食不節，脾胃虧損，邪正相搏，積於腹中而成。此物民間用於治療食積不消。凡食症已成，或食積長期不消，以致腹中脹滿，兩脅刺痛者，以此物配合白朮、枳殼、青皮等。見功甚速，大可消食化積，開胃進食。其“消症”之說，確屬信而可證。
劉寄奴亦可治痢，《聖濟總錄》載：“用劉寄奴草煎汁服”，治“霍亂成痢”。歷代醫家沿用之，《如宜方》即以其與烏梅、白薑相伍，治“赤白下痢”。今人用其治療菌痢頗驗，想亦賴其化瘀消積之能也。此外，還以之治療黃疸型肝炎，不僅可以退黃疸、消肝腫，並能降低轉氨酶及麝濁。
朱氏對劉寄奴的應用，不僅如上所說。嘗告我輩曰：“劉寄奴的活血祛瘀作用，可謂盡人皆知，而其利水之功則易為人所忽略，良藥被棄，惜哉！”《大明本草》雖有其主“水脹、血氣”之記載，但後世沿用不廣，以此品直接作利水之用者，當推《辨證奇聞》“返汗化水湯”。此湯“治熱極，止在心頭一塊出汗，不啻如雨，四肢他處，又複無汗”，藥用：茯苓30克、豬苓10克、劉寄奴10克。並云“加入劉寄奴，則能止汗而又善利水，而其性又甚速，用茯苓、豬苓，從心而直趨膀胱”。這是對劉寄奴功用的另一領悟。朱氏認為，劉寄奴由於有良好的化瘀利水作用，因此可用於治療瘀阻溺癃症，尤適用於前列腺肥大病引起之溺癃或尿閉。所謂溺癃，指小便屢出而短少也，久延可致閉而不通。而前列腺肥大則與瘀阻相關，凡瘀阻而小便不通者，非化瘀小便不能暢行。李中梓治“血瘀小便閉”，推“牛膝、桃仁為要藥”。而朱氏則用劉寄奴，其藥雖殊，其揆一也。
諸如上述，朱氏對藥物功用的闡發甚多，有“庵閭子配楮實子消臌脹腹水”、“蒼耳子有通督升陽之功”、“薟草具解毒活血之妙”、“生槐角潤肝燥以定風眩”、“葶藶子乃瀉肺強心之佳藥”、“馬鞭草祛瘀消積，清熱解毒功奇”、“土茯苓治頭痛，療痛風”、“茅蒼朮升清氣，除癖囊”、“石斛除痹奏佳效”、“補陰妙品楮實子”、“烏梅亦主暴痢”等等之說。
（二）潛心研究蟲藥，重在應用發揮朱氏潛心研究蟲類藥數十年，上自《本經》，下逮諸家，凡有關蟲類藥的史料，靡不悉心搜羅，然後結合藥物基源、藥理藥化和實踐效果，辨偽求真，大膽地加以引申發展，使一些蟲類藥的配伍與應用賦予了更深廣的內涵，應用範圍不斷擴大。
如蜂房，《別錄》謂其“治惡疽、附骨癰”，可使“諸毒均瘥”，能治“曆節腫出”，故它是一味攻毒療瘡，散腫止痛的佳藥。但在臨床實踐中，朱氏發現它能溫陽益腎，用治清稀帶下和陽痿不舉，具有顯效。凡帶下清稀如水，綿綿如注，用固澀藥乏效者，于辨證方中加蜂房，屢獲佳效。
他認為：“帶下清稀，乃腎氣不足，累及奇經，帶脈失束，濕濁下注所致。利濕泄濁之品，僅能治標，而溫煦腎陽，升固奇經，才是治本之圖”。他用蜂房溫陽益腎，每每伍以鹿角霜、小茴香等通補奇經之藥，配伍獨到。若帶下因濕熱下注，又有腎陽不足見症者可在清泄濕熱方中加用蜂房，亦可奏功。對陽痿證，除肝經濕熱，致宗筋痿而不舉者外，凡勞倦傷神，思慮過度，精血虧損，下元不足而致者，均可採用朱氏創訂的“蜘蜂丸”治療，該丸由花蜘蛛（微焙）、炙蜂房、紫河車、仙靈脾、肉蓯蓉溫腎壯陽，以振其痿；熟地、紫河車填補腎精，以複其損，為治陽痿不舉之良方。朱氏強調蜂房與花蜘蛛雖同為溫腎壯陽藥，但花蜘蛛功擅益腎助陽，而蜂房則不特溫腎，且對全身機能有強壯調整作用。朱氏還用蜂房治療遺尿，亦重在溫陽益腎以固本。用露蜂房炙存性，研極細末，成人每服3～6克，年幼者酌減，每日2次，黃酒或開水送下。凡遺尿久治不愈，症情頑纏，體質虛者，均可選用。此外，蜂房還有一種功效，鮮為人知。他用其治療慢性氣管炎，久咳不已，取其溫肺腎，納逆氣之功。不僅高效，而且速效，確是一味價廉物美的止咳化痰藥。每用蜂房末3克（小兒酌量），雞蛋1只（去殼），放鍋內混和，不用油鹽，炒熟，於飯後一次吃下，每日1～2次，連吃5～7日可獲滿意療效。
又如地鱉蟲，朱氏認為它是一味性能平和的活血化瘀藥，凡血瘀經閉，症瘕積聚，跌打損傷，瘀血凝痛，用之均有良效。其特點為破而不峻，能行能和，虛人亦可用之。他研製的複肝丸（地鱉蟲、紅參須、紫河車、廣薑黃、參三七、炮山甲、雞內金、虎杖、石見穿、糯稻根）治療慢性肝炎或早期肝硬化，症見肝脾腫大、脅痛、面色晦滯、肝功異常、症情頑纏、久而不愈者，針對“久痛多瘀，久病多虛”及肝鬱氣滯，血瘀癖積的機理，方中以破瘀散結的地鱉蟲為主藥，配以消症破堅的三七、穿山甲，佐以行氣解鬱止痛的薑黃、郁金，伍以消滯健脾之雞內金，複入清熱解毒、活血止痛的虎杖、石見穿、糯稻根，更參用紅參須、紫河車培本元，補氣血，以扶正治本，達到攻不傷正，補不壅中，寓攻於補之目的。本市傳染病院臨床觀察證實了該藥能增強細胞免疫功能，能改善脂質代謝，增加肝臟血流灌注和供氧，促進肝細胞再生，減輕肝纖維增生，促使肝功能恢復正常，肝脾回縮，調節白、球蛋白的比例，使ＨＢｓＡｇ轉陰率達75％，確是治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一種有效藥物。朱氏以地鱉蟲為主藥，還創續筋接骨合劑（地鱉蟲、自然銅、骨碎補、當歸、川芎、川續斷、紅花、赤芍、甘草），治療各種跌打損傷，能活血散瘀，接骨續筋，加速骨痂形成；創健腦散（紅參、地鱉蟲、當歸、甘杞子、制馬錢子、制乳香、制沒藥、炙全蠍、川芎、地龍、紫河車、雞內金、血竭、甘草），治療腦震盪後遺症，能補益氣血，活血化瘀，健腦迪智，促使早日恢復。還用地鱉蟲治頸淋巴結核、婦女頑固性閉經、痛經等。浸潤型肺結核、慢性纖維空洞型肺結核、肺結核咯血等病證基本屬虛，但均有瘀滯的表現，朱氏創保肺丸治療之。處方：地鱉蟲、紫河車、百部、制首烏、白芨、生地榆、黃精、草，一般服用15～30天後即見效機，潮熱、咳嗆、咯血、盜汗，均顯見減輕，血沉減慢，連服2～3月以上，病灶可趨吸收或閉合。此方從地鱉蟲活血散瘀作用引申，擴展運用於肺結核久不吸收鈣化者，意在推陳致新；百部潤肺定咳，抗癆殺菌；制首烏滋補肝腎，並能“補肺虛，止吐血”（《本草從新》）；白芨補肺泄熱，斂肺止血，逐瘀生新，消腫生肌；地榆涼血止血，清熱抗癆；草清熱解毒，消瘀抗勞；黃精補腎潤肺，有抗癆之功，不失為病證結合、標本兼顧之良方。
朱氏還擅用蟲藥治療疑難雜症，他曾治不少腫瘤患者，尤其是食道癌患者，效果較為顯著。
朱氏認為食道癌在病理上有鱗癌、腺癌之不同，在辨證上有虛實之分。早中期多表現為氣滯、痰聚、血瘀、毒踞的實證，晚期則因病程纏延日久，進食困難，而致氣陰兩虧，虛實夾雜。朱氏擬訂通膈利咽散，由水蛭、炙全蠍、炙蜈蚣、炙壁虎、炙僵蠶、炙蜂房、制海藻共研細末而成，每服5克，每日3次，用西洋參（陽虛氣弱者用紅參）煎湯送服，治療中晚期食道癌，有的能控制進展，有的可以臨床緩解，延長生存期。上列蟲類藥均有消堅破結，解毒化瘀之功，西洋參補益氣陰，提高機體抗病能力，扶正祛邪冶為一爐，宜其功宏。
朱氏認為，蟲類藥的應用具有十分廣闊的前景。要通過不斷的實踐探索，去發掘新藥，開闢應用的新天地；要注重劑型改革，做到既方便應用，又提高療效；還要通過人工培養動物的方法，保證緊缺藥物的供應，使之更好地為人類的健康服務。朱氏的專著《蟲類藥的應用》自問世以來，得到廣大醫務工作者的青睞，此著對蟲類藥的臨床應用，科學研究以及廣開藥源上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
（三）酌古參今，病證結合，研製新方朱氏處方用藥一貫主張辨證與辨病相結合，在這一學術思想指導下，不斷研製出新方，從而提高了臨床療效。
如以黃芪配莪朮為主治慢性胃炎。慢性萎縮性胃炎是一種慢性消耗性疾病。胃為五臟六腑之海，氣血生化之源，胃病既久，化源匱乏，氣衰無力，血必因之瘀阻，因此常呈胃氣虛衰，瘀阻作痛之候，朱氏認為此病證應選益氣活血，化瘀生新之品，方能奏養正消瘀止痛之功。朱氏自創“胃安散”，處方：生黃芪90～120克，莪朮30克，黨參、懷山藥各90克，雞內金、炙刺蝟皮、生蒲黃、五靈脂、徐長卿各60克，炮山甲、玉蝴蝶、鳳凰衣各45克，甘草30克，共研細末，每服3克，一日三次，食前半小時開水沖服。方中黃芪、莪朮為主藥，朱氏指出：“黃芪能補五臟之虛，莪朮善於行氣、破瘀、消積。莪朮與黃芪同用，可奏益氣化瘀之功，病變往往可以消弭於無形。因為黃芪得莪朮流通之性，補氣不壅中；莪朮得黃芪之氣旺，攻破而不傷正。兩藥相伍，行中有補，補中有行，相得益彰”。方中黨參、山藥助黃芪益氣養胃，健脾助運。雞內金、刺蝟皮、炮山甲、蒲黃、五靈脂助莪朮活血行瘀，軟堅散結，對慢性萎縮性胃炎的病理改變，胃粘膜腺體萎縮、粘膜變薄，甚至腸上皮增生或粘膜非典型增生等症有明顯的治療作用，能改善微循環，調節代謝失調，調節神經血管營養，促使增生性病變的轉化和吸收。雞內金還有健脾開胃，消化食積之功，現代藥理研究表明，口服雞內金後，胃液分泌量、酸度及消化力三者均見增高。徐長卿善於行氣消脹，緩急止痛。鳳凰衣、玉蝴蝶二藥素有養陰清肺之功，除善治久咳、咽痛、音啞外，還有補虛寬中、保護胃粘膜及促進食欲之功。全方益氣消瘀，和胃止痛，此為基本方，偏陰虛者加北沙參、麥冬各60克、生白芍90克；偏陽虛者加高良薑、炒白朮各60克、蓽拔30克。
隨證制宜，臨床使用屢屢獲效，胃痛多趨緩解、消失，食欲顯著增加，病理變化隨之改善或恢復正常。《本經》首言生黃芪善醫癰疽久敗，能排膿止痛；次言大風癩疾，五痔鼠瘺，皆可用之。性雖溫補，而能疏調血脈，通行經絡，驅風運毒，生肌長肉，以其伍蓬莪朮，恒收祛瘀生新之功。故臨床運用可使器質性病變之病理性變化獲得逆轉。如朱氏還用之治消化性潰瘍、肝脾腫大，肝或胰癌腫，頗能改善病灶的血液迴圈和新陳代謝，以使某些潰瘍、炎性病灶消失，肝脾縮小，甚至使癌症患者病情好轉，延長存活期。具體運用此兩味藥時，往往根據辨證施治原則，靈活掌握其劑量、配伍，如以益氣為主，黃芪可用30～60克，再佐以潞黨參或太子參；如以化瘀為主，莪朮可用至15克，亦可加入當歸、桃仁、紅花、地鱉蟲等；解毒消症常伍參三七、虎杖、蛇舌草、蜈蚣等。
又如水蛭一藥，《本經》謂其“主逐惡血、瘀血、月閉、破血症積聚，無子，利水道。”是一味活血化瘀，消症破積的佳藥。朱氏用之治療腫瘤、腹部症瘕積聚，如子宮肌瘤、卵巢囊腫、宮外孕等，還用於治療風濕性心臟病、心絞痛、心肌梗塞等瘀血徵象明顯而正氣不太虧虛者，以及門靜脈高壓脾切除術後血小板增多症、頸淋巴結核等，屢獲佳效。朱氏結合現代醫學、藥理藥化，近年來用本品治療高血粘、高脂血症，獲效較速。水蛭新鮮唾液中含有水蛭素，能阻止凝血酶作用於纖維蛋白元，阻止血液凝固。水蛭分泌的一種組織胺樣物質，能擴張毛細血管，緩解小動脈痙攣，減輕血液粘著力。他創訂的雙降湯［水蛭（研末吞服）、廣地龍、黃芪、丹參、當歸、赤芍、川芎、澤瀉、生山楂、薟草、甘草］，治療高血粘、高血脂或伴高血壓者尤宜。此類病人多表現為氣虛夾痰瘀之證候。氣虛血運無力，血流不暢久而成瘀；氣虛運化無能，膏粱厚味變生痰濁、氣虛痰瘀互為因果，絡道被阻致諸證蜂起。方中用水蛭、地龍破血逐瘀為主藥，合丹參、當歸、赤芍、川芎活血通脈；山楂、澤瀉、薟草降脂泄濁，且能降壓；重用黃芪補氣，取其氣生則血生，使血循暢達，且可免破瘀傷正之弊。臨床研究證明本方具有改善血液流變性，改善微循環，增加血流量，改善血液粘稠度，改善脂質代謝等作用。服後既可降脂通脈，降粘降壓，防止心腦栓塞、梗阻，又能減肥輕身。如治陳某某，女，54歲，教師，形體肥胖2年，近3月來頭昏漸加重，在某醫院查血粘度高粘（＋＋＋＋），總膽固醇87ｍｍｏｌ／Ｌ，微循環重度障礙。患者頭昏而重，四肢乏力，口乾，舌紅苔薄、根微膩，脈細澀。證屬氣陰不足，瘀濁內阻之候，治予補益氣陰，化瘀泄濁。用雙降湯方加川石斛、全瓜蔞。服10劑後，患者覺全身舒適，頭昏重漸釋，惟尚有口乾，予上方去全瓜蔞，加生地、杞子，又服10劑，藥後覺頭清目爽，諸症消失，自覺腹圍較前減小，續服雙降湯方30劑後，停藥半月，複查血粘度正常，總膽固醇36ｍｍｏｌ／Ｌ，微循環基本正常，腹圍減少45 cm。囑患者隔日服1劑，鞏固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