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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治病首先是應立足於辨病、辨證而論治，但是作為中醫診療一大特色之一的辨體論治往往在臨證時被忽視。其實早在《內經》中就有辨體而治的論述，如《素問·三部九候論》中有：“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無問其數，以平為期。”後世醫家在《內經》基礎上，更有闡發。朱丹溪在《局方發揮》中有云：“血氣有淺深，形態有苦樂，肌膚有厚薄，能毒可否，標本有先後，年有老弱，治有五方，令有四時，孰為正治、反治，孰為君臣佐使，合是數者，計較分毫乎議方治療，貴乎適中。”又《格致餘論》云：“凡人之形，長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人之色白不及黑，嫩不及蒼，薄不及厚；而況肥人濕多，瘦人火多，白者肺氣虛，黑者腎氣足，形色既殊，臟腑亦異，外證雖同，治法迥別也。”徐靈胎則更明確地指出：“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則效，治彼則不效，且不唯無效而僅有大害者，何也？則以病同人異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身體有強弱，質性有陰陽，生長有南北，性情有剛柔，筋骨有堅脆，肢體有勞逸，年齡有老少，奉養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憂勞和樂之別，更加天時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淺之各異，一概施治，則病情雖有，而於人之體質迥乎相反，則利害亦相反矣。”蓋人之虛實寒熱各有不齊，所以病雖相同，治當分類。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應因人而施。歷代醫家這種區別不同體質進行治療的觀點（治療個體化），正是體現了中醫治病的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的特點，茲分以下幾個方面，詳加說明。
（一）稟賦強弱人體素質有強弱之異，有偏寒偏熱之殊。因此臨證治療，必須結合患者平素體質而治。如章虛穀說：“面白陽虛之人，其體豐者，本多痰濕，若受寒濕之邪，非薑附參苓不能去，若濕熱亦必粘滯難解，須通陽氣以化濕，若過涼則濕閉而陽更困矣；面蒼陰虛之人，其形瘦者，內火易動，濕從熱化，反傷津液，與陽虛治法正相反也。”葉天士說得更為透徹：“吾吳濕邪害人最廣，如面色白者，須要顧其陽氣，濕勝則微也。法應清涼，然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過於寒涼，恐成功反棄，何以故也？濕熱一去，陽亦衰微也；面色蒼者，須要顧其津液，清涼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熱減身寒者，不可就云虛寒而投補劑，恐爐煙雖熄，灰中有火也，須細察精詳，方少少與之，慎不可直率而往也。”這些都是根據病人體質特點和邪正消長情況而制訂的相應治療方法。在這方面，《傷寒論》更為後世樹立了典範，始指出淋家、瘡家、衄家、血家、汗家都不可發汗，就是因為這些患者體質偏虛，即使感受外邪，治法也當別論。聯繫實際，臨床對虛人感冒的治療，在方藥應用上不同于常人感冒，單純解表祛邪，難免犯虛虛之戒，而邪必不除，治當扶正解表，標本兼顧。
氣虛者宜益氣解表，用人參敗毒散或參蘇飲；血虛者宜養血解表，用七味蔥白飲，或四物湯加荊防之類；陰虛者宜滋陰解表，用加減葳蕤湯；陽虛者宜溫陽解表，用麻黃附子細辛湯，或再造散。
總之，臨證治病，必須審度患者的體質，權衡強弱而治，做到“因人制宜”，“形氣不同，處方施治有異”，決不能眾人之病等量齊觀，一概而治也。
（二）年齡長幼人體氣血及內臟盛衰和生理活動，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發生不同的變化，從而影響對致病因素的反應能力。所以年齡長幼與治療關係密切。《本草綱目》序例云：“凡人少長老，其氣血有盛壯衰亡等，……故治法亦當分三等，其少時服餌之藥，於壯老之時皆須別處，幾微之元氣易耗而難複也。不比少年氣血生機甚捷，其勢渤然，但得邪氣一退，正氣隨複。年以老年慎瀉，少年慎補。”這種區別不同年齡進行治療的觀點，是很辯證的。實踐也告訴我們，少年、成年、老年由於體質情況有異，在“辨證施治”前提下，對具體立法、處方、用藥應有所區別。如對小兒，因屬“稚陰稚陽”之體，故不論在用溫熱或苦寒之劑時，均應中病即止。蓋苦寒之品畢竟易伐小兒生生之氣，辛熱之屬則易損真陰，所以前人諄諄告誡說：“治熱當令熱去而不冷，治冷當令冷去而不熱。”確為經驗之談。葉天士對老年疾病的論治亦十分注重體質特點。他認為，六旬以後主要為下元腎衰，如謂“男子向老，下元先虧”、“年高水虧”、“高年下焦陰弱”等。因此，在治療上，很重視調補腎陰、腎陽。他治老年病的總原則：審體質、保真元、慎劫奪。指出高年陰虛、液枯，不可過清過消，妄汗妄下，這些見解和經驗都是十分寶貴的。
（三）男女之別婦女在生理特點上有別于男子，蓋婦女以肝為先天。秦天一說：“觀葉先生醫案，奇經八脈固屬扼要，其最重調肝，因女子以肝為先天，陰性凝結，易於怫郁，鬱則氣滯血亦滯。”劉河間及王肯堂均有天癸既行，病候當究厥陰之論。凡此都說明肝與婦女病理關係密切，又婦女以血為主，經、孕、產、乳均易消耗血液，以致機體處於血分不足，氣分偏虛的狀態。因此婦女以氣血病變，尤其血分諸證較為多見。基於上述，我們在婦科臨床治療中，應特別重視調理氣血和調整肝臟的功能。
（四）生活優劣主要指生活條件、營養狀況對體質的影響及其與治療的關係。一般說膏粱厚味釀積既久，多為痰濕或濕熱之質；縱欲恣情，沉湎酒色，多損真陰真陽；饑飽營役每多脾胃致虛。養尊處優的“王公大人”與飽經風霜的勞動人民體質自然有異，治之有別。《靈樞·根結》有云：“逆順五體者，言人骨節之大小，肉之堅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濁，氣之滑澀，脈之長短，血之多少，經絡之數，餘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體柔脆，肌肉軟弱，血氣剽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淺深多少，可得同之乎？”“膏粱藜藿之味，何可同也。……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五）地域差異地區不同，生活習慣不一樣，人體的體質也有差異，因此中醫治病，常因地制宜。不同地區、不同自然環境對人體體質和發病有影響，從而治法亦隨之而異。在臨床上我們體會到地區不同，人體的體質有異，用藥就不大一樣，如北京慣用麻、桂之類，且劑量較重，南方有些省份，麻、桂之用量較輕。四川用附子，劑量可達百克，而江浙一帶，鮮有用此量者。誠如孫思邈所說：“凡用藥皆隨土地所宜，江南嶺表，其地暑濕，其人肌膚薄脆，腠理開疏，用藥輕省；關中河北，土地剛燥，其人皮膚堅硬，腠理閉塞，用藥重複。”近人張錫純在論述麻黃用量時更具體指出：“如大江川南之人，其地氣溫暖，人之生於其地者，其肌膚薄，麻黃至一錢可出汗，故南方出醫書有麻黃不過錢之語；至黃河南北，用麻黃約可以三錢為率；至東北三省人，因生於嚴寒之地，其肌膚頗強厚，須于三錢之外再將麻黃加重始能發汗，此因地也。”說明地理環境對人的體質與發病及其治療，有一定關係。
總之，臨床對疾病的病因、病機、轉歸、愈後及疾病的治療、預防都要考慮到患者的體質狀況，針對病人的體質狀況，因人制宜，辨體施治，重視體質與治療的關係。這不僅是中醫診治疾病的特色之一，同時通過辨體而治還可提高臨床療效，使辨證施治水平得以提高。所以，今後可考慮建立體質藥物治療學。它是根據體質學和藥物學的理論認識體質差異及病理體質與藥物治療的關係，研究如何恰當地選擇藥物去防治疾病的一門臨床學科。其主要研究任務即為：①以疾病為系統，研究在治療疾病時根據體質的差異確定藥物的劑量和選擇藥物的種類，將有助於減少藥物不良反應和增強治療效果。②以體質為背景，研究用藥物改善病理性體質，有助於未病先防和治病求本。並將使“疾病———藥物”的單一治療模式在一定範圍內，轉變為“體質———疾病———藥物”的治療新模式，從而為人類預防疾病和治療疾病探索新的途徑。
陽痿從腎論治為古今之常法，王氏根據臨床實際提出陽痿從肝論治，云：陽痿求診者青壯年並不少見，其年腎氣本應旺盛，臨床用治腎法往往收效不顯，常因情志所傷，而性交乃宗筋用事，誠如《素問·痿論》所云“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故從肝論治，應收良效。
（一）宗筋為肝所主治痿當重調肝陰器為肝經循行所過部位，若肝脈運行正常，則氣血條達，陰器得以濡養，勃起正常；若肝經滯澀，則氣血難達陰器，而致陽痿不舉。肝之於筋，有著主與生的關係，肝在體合筋，諸筋皆為肝所主，筋伸縮的正常活動和功能的發揮，有賴於肝血的滋養，肝血充足，筋得其養，才能靈活伸縮，運動自如。諸筋為肝所主，而肝之經筋亦結于陰器。宗筋乃諸筋之所聚，諸筋皆統於肝。肝屬木，喜條達而惡抑鬱。肝主疏泄，具有調暢氣機和情志的作用。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則氣機調暢，氣血和調，經絡通利，宗筋得以濡養，用事自如；若疏泄不及，則氣失於疏通暢達，形成氣機不暢，氣機鬱結的病理變化，導致經絡不通，宗筋失養，或疏泄太過，氣機紊亂，升發太過，下降不及，形成肝氣上逆、肝火上炎的病理變化，亦可導致經脈運行障礙，宗筋難以得養，發為陽痿不舉。
人的情志活動，有賴氣血的正常運行，肝疏洩氣機，使氣血運行正常，所以人的情志活動與肝的疏泄功能密切相關。由於肝主宗筋，所以男女欲交媾時陰莖的勃起，是作為君主之官的心通過具有謀慮作用的肝而使宗筋發揮作用。若肝之疏泄正常，氣機調暢，則對精神刺激的耐受閾值就高，心情暢舒，氣血和調，宗筋用事正常。若肝失疏泄或疏泄太過，可導致肝鬱、肝火，使氣機紊亂，宗筋失養，謀慮不出，發為陽痿。
肝血充盈，則陰莖怒、大、堅、熱。肝藏血，具有調節血液和貯藏血的功能。肝藏血正常，肝血充足，肝木得養，疏泄得以沖和調達，氣血充盈，則宗筋得以濡養。宗筋有賴肝血的濡養，用事之時以有形之血使陰莖漲大充盈，這對陰莖功能的維持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若肝失調達，肝血虧虛，則陰莖勃起無力，甚至陽痿。
總之，肝藏血，主疏泄，體陰而用陽，又肝與前陰密切相關，故肝之功能正常，則氣血旺盛，宗筋得養，陰莖得以充盈，反之則陽痿。
（二）治重調肝活用九法兼顧諮詢從肝論治陽痿，關鍵是抓住肝傷以致氣血不暢，運行障礙，宗筋失養這一病機核心，辨明證候，治以證立，方從法出。
此外，中醫認為肝與情志活動有關，即與現代醫學認為陽痿病因由器質性和精神性兩類組成的認識一致。因此，心理障礙，情志不遂是陽痿發病的最常見、最多發因素，所以心理諮詢是陽痿治療的重要環節。王氏認為，從肝論治陽痿，重在舒理情志，不唯以投以藥石，亦應包括性諮詢指導，可謂異曲而同工。首先是應傾聽患者陳述，詳細瞭解病史，再根據不同情況進行疏導，改善患者焦慮情緒，排除性事干擾，創造適宜性生活的環境，使其情緒悠悠舒緩，即“必先和氣，陰莖乃起”。還應根據病人對性知識瞭解的一般情況、年齡、體質、伴發疾病的不同，使其改善性技巧、交換性交體位等。
有的醫生提筆開方如同現今有些國人之用“膳”，講究“排場”，三味藥一排，上下至少三四排，還帶上幾味藥引子，似成了中醫學中之“處方八股”。本來幾味藥可以治好病，也要開上十多味藥，有的處方甚至多達數十味，造成藥物浪費，增加藥費開支，而且往往由於用藥缺乏針對性，影響了醫療品質。這種現象值得引起注意。
造成這種“排場”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醫生對某些較複雜的病證，沒有找到問題的癥結，開出許多藥物去“碰、試、探”。唐代名醫許胤宗曾用一個有趣的比喻，來批評那種抓不准病情而慣用多藥的醫生。他說：“不能別脈，莫識病原，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假令一藥偶然當病，他藥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瘥，諒由於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學會抓主要矛盾，如加強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學習，不斷提高辨證施治水平。審證求因，抓住主攻方向，確定主要治則，選擇主要藥物，能否把病治好，關鍵不在藥多，而在用藥准。如仲景之桂枝湯、白虎湯等用藥不過四、五味，但歷經2000多年，仍具很高臨床價值。我們處方用藥的原則應該是：在保證病人最大安全的前提下，以最小負擔（人體和經濟），爭取高療效（近期和遠期）。由此有必要對組方法度及加強小方研究談些體會。
（一）關於組方法度詩詞有格律，組方也有法度。所謂法度，是指治療疾病的法則和從眾多方劑中總結出來的治療規律。觀仲景之方，不僅配伍謹嚴，用藥精當，而且體現了方以法立，法以方傳的治療體系。舉凡麻黃湯的汗法，承氣湯的下法，小柴胡湯的和法，四逆湯的溫法，白虎湯的清法，炙甘草湯的補法，抵當湯的消法，瓜蒂散的吐法等，無不皆然。其間尚有對方藥升降浮沉的觀察，性味親和的選擇，主輔適當的安排，佐使量材的驅遣，分量多寡的裁酌等，含有不少精蘊。如麻黃湯、麻杏石甘湯、麻杏苡甘湯，三方都主以麻黃，輔以杏仁，使以甘草，配桂枝，則名麻黃湯，為治傷寒表實無汗之方；伍石膏則名麻杏石甘湯，為治風熱鬱肺喘而汗出之方；合苡仁則名麻杏苡甘湯，為風濕痹痛日晡熱甚之方，一藥變則全方作用變，主治證候亦異。即是相同藥物的方劑，隨著劑量的變更，治療作用也發生相應變化。如《金匱要略》中的小承氣湯、厚朴三物湯、厚朴大黃湯，三方藥物相同，只是分量在不同方劑中各有偏重，則治三種不同的病證。仲景這些組方法度，均示後人以規矩，我們應該勤加探求。有些人好開大雜方，一提清熱解毒，就蒲公英、紫花地丁、大青葉、板藍根、銀花、連翹，一古腦開來，試圖“畢其功於一役”。如遇複雜證候，更是東加一味，西添一味。由此可見，一張處方如果沒有法度，就會散漫無究，只有以法統方，方以法立，才能絲絲入扣，得其精要。
（二）關於研究應用小方的意義我們這裡說的“小方”，是指藥味少，用藥精的處方。仲景當可推為善用小方的大師。據統計，在《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裡，現在還使用的小方，一味藥在15方以上，兩味藥在40方左右，三味藥在45方以上，四味藥在32方左右，五味藥約有28方。兩書在五味以內者已占半數以上。這些用藥特點，是值得我們考慮學習的。“藥專力宏”是傷寒、金匱方的特色。我們認為加強小方的研究應用是提高辨證論治水平的需要。從某種意義來說，一個醫生能否做到用藥少而精，可反映其辨證論治的水準。如癃閉一證，從中醫辨證來看，有屬氣虛無力行水者，有屬氣滯失於疏泄者，有屬寒凝水結者，有屬肺失治節者，有屬熱結膀胱者等。如果我們辨證不明，心中無數，凡是通利小便的藥，便信手拈來，不僅處方用藥多而雜，且治病抓不住要害。加強小方研究應用，也是開展中西醫結合工作需要，如山西的宮外孕湯只有五味藥，貴州排石湯，先後多次改革方劑，只用四味藥。這些事實說明治療危重病與用藥的多少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從中西醫結合的角度來看，有時用藥太多往往難以闡明主要藥物的作用，對探索治療規律也帶來困難。
開展小方的研究應用，對於降低醫療費用，節約中藥材資源，減輕國家和個人的經濟負擔不無好處，對到2000年達到人人享受醫療保健的目標亦有普及、推廣作用。對於中藥研製新藥，走向國際，推廣運用亦有重大意義。
（三）怎樣掌握小方的應用綜觀前述，要掌握小方的應用並不是一個處方少開幾味藥的簡單問題，我們認為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其一，要加強中醫基礎理論學習，練好基本功。中醫治病，不論大小，治不論難易，必須抓住理、法、方、藥四個環節，這樣做到理明、法合、方符、藥對，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完整的方案，然而要做到這一步就必須有牢固的基本功。
其二，要博採眾長。我們在提倡研究應用經方的同時也要注意兼收名家之長。歷代許多學驗俱豐的醫學家處方用藥常寥寥數味，卻可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如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一書中載方187個，90％以上的方劑不超過8味藥，而又以五六味藥一方為最多。
其三，要善於向人民學習，民間單方、驗方具有簡、驗、廉、便的特點，在防病治病中佔有重要地位。我國歷代許多醫學家如孫思邈、李時珍、趙學敏、沈括等都能在醫療實踐中從民間汲取養料，在他們的著作裡記載了不少來自民間的實踐經驗。如孫思邈在寫《千金方》的時候，用了很大精力收集流傳在廣大群眾中的單方、秘方、驗方，進行總結和研究。
其四，在注意用藥少而精的同時，還要注意到劑量的輕重。一般來說，療效好壞與方劑大小、劑量輕重並不一定成正比。對於療效不好的病，首先要檢查處方是否對證，而不應只想劑量不夠，盲目加大劑量。現代名中醫蒲輔周主張：“汗而無傷，下而無損，溫而勿燥，寒而勿凝，清而勿伐，補而勿滯。”避免造成“藥過病所”、“誅伐無辜”之弊。事實上，對任何方藥不能只看它好的一面而忽視另一方面，水可載舟，亦能覆舟。
當然我們提倡研究應用小方並不是一概排斥療效好藥味多的大方，如東垣治脾虛表虛，濕邪內生外襲，病因錯綜複雜的升陽益胃湯多達16味，味味熨貼病情，不厭其多。《和劑局方》的五積散加蔥薑煎服17味，除解表溫中外，兼消寒、食、氣、血、痰五積，亦不厭其煩。大方、小方都能治病，各有針對性，只是要在辨證論治的前提下，根據病情的需要合理用藥才妥。
王氏早年見葉桔泉先生治風濕痹痛推崇五積散，云其散寒止痛效果極佳，乃緣于方中有麻黃。後王氏執教《傷寒論》講麻黃湯，“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麻黃湯中之8個症狀中痛症竟占其半。《金匱要略》麻黃加術湯治外感寒濕，一身煩疼，對麻黃止痛認識更深。以後凡遇風寒痹痛、寒凝子痛等症嘗予麻黃10克止痛，效果立顯，但其時認識只在散寒溫經止痛一層。
對麻黃入血分治頑痹是後來逐步認識的。唐《藥性論》言麻黃“治身上毒風頑痹，皮肉不仁”，《千金方》亦載其“治頑痹，四肢不仁”，金元《日華子諸家本草》云麻黃能“調血脈、開毛孔皮膚”，則從理論上作了解釋，至此認識又深一層。
麻黃破血滯，化痰凝為認識之第三層，此乃王氏隨江韻樵老中醫診治外科病症時所學。江老先生對陰疽、流注、鶴膝風嘗用《外科證治全生集》之陽和湯，多獲效機，言其有溫陽補血、散寒通滯之功。《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對麻黃之用所言極明，“輕揚上達，無氣無味，乃氣味中最輕者。故能透出皮膚毛孔之外，又能深入痰凝積血之中，凡藥力所不能到之處，此能無微不至”。
麻黃在外科上的運用功不可沒。《外科正宗》七星劍湯治療疔毒走黃，面腫如鬥，神識昏憒（相當於現代醫學之膿毒敗血症）確能逆流挽舟，江老對此亦治驗頗多。此後對前賢用麻黃治外科病症愈加留意，如《劉涓子鬼遺方》常配麻黃治金瘡折傷之證，《醫學心悟》、《瘍科心得集》用麻黃膏治療疥癬、風癩。《驗方集》、《外科名隱集方》用麻黃治風疹膚癢等。
麻黃在婦科運用，歷代醫家亦多所論，如《神農本草經》謂本品“破症堅結聚”，《本草綱目》言其治“產後血滯”等，皆從本品主血分立說。
麻黃連翹赤小豆湯，因其用麻黃，歷代注家多把本方解作“解表退黃”之劑，而《傷寒論》原文是“傷寒瘀熱在裡，身必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顯然與原意相悖，其產生曲解的原因是將麻黃視為解表專藥而忽略了入血分的功能。70年代，王氏隨岳美中老先生臨證，見其用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治慢性腎炎，思路獨特，將其醫案附後：
姬某，男，45歲。患慢性腎炎，苔黃膩，脈大而數。8年前因濕疹後所得，現仍時出時沒，尿檢蛋白（＋＋＋），紅細胞25～30／HP，管型（＋），診為濕毒內陷，用麻黃連翹赤小豆湯祛濕毒（麻黃6克、連翹12克、赤小豆24克、杏仁9克、甘草6克、生薑9克、桑白皮9克、大棗4枚）服4劑未有汗，麻黃加至9克，得微汗，服至10劑，濕疹得減，乃漸至消失，尿蛋白（＋＋），紅細胞1～15／HP。
綜上所述，麻黃除所熟知宣肺平喘之作用外，其蠲痹止痛，入血破滯之功亦當加以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