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對那些能到寂靜神山，並在山洞、茅棚裡安住靜修的修行人非常羨慕。什麼時候我也能擺脫俗務纏身，去過那種清淨而沒有煩惱的生活呀！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滌蕩盡所有的俗情瑣事，專一修持，這應該是每一個真正修道人都該過上的一種正常、正當且理所當然的生活。每次來到人山人海的環境中，我就不由自主地要為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擔心、難過。我眼見許多年輕人，整天把大好時光都泡在茶館裡，就好像這世上已沒有任何值得他們去幹的事一樣。剛剛才走上社會就已老氣橫秋，終日以茶、以聊天來打發生命，這樣的生存該是多麼的讓人痛心與無奈啊！我相信這幫無所事事的年輕人都是一些既無世間智及世間生存技能，又更談不上聞思佛法的庸庸之輩。
我只能說他們真是可憐的一群。
當把目光再回轉到學佛者的身上時，我也常常是又喜又憂。喜的是他們總算給人生確立了一個最崇高、最偉大的目標。但與此同時，很多學佛者的見解又非完全是正見。在這種不真見解的誤導下，他們往往一遇挫折就開始怨天尤人，甚至怨佛怨菩薩。這就是我最擔憂的一點。
我要告訴這些人：佛陀的慈悲護念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學佛過程中碰到的違緣，可能恰恰是在佛法的妙力催化下，讓前世的業障以最輕微的方式顯現而已。我們絕對不能在此時退失信心，反而應該為即將報盡前世之惡因而感高興。與煩惱、痛苦、疾病、災難等一切業力進行鬥爭時，都應該報有這麼一種態度：以堅定的心緊緊依靠佛法；以感恩的心對待前世的冤家；以平淡的心空掉所有障難。
來自浙江金華的葉景蘊老師就以這麼一顆堅定而豁達的心，在幾十年的風雨人生中堅持走到了現在。以佛法為支撐的她，從未退失過對因果正見的信心，這一點讓我很是敬佩。
如果你現在也正遭受所謂命運折磨的話，請對照一下葉景蘊老師，然後再捫心自問一下，你對上師三寶的信心會不會因困難而動搖。
1935年，我出生在舊時代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裡。父親是留學日本的電機工程師，在武漢工作。母親精通四書五經並擅長書法。那時我們全家在武漢的生活過得相當美滿，因父親收入不菲，有了可靠而穩定的收入，母親就專一在家帶我們幾個孩子。
不過世事無常，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徹底打破了我們一家閤家團圓的美夢。那年冬天正值祖母欲過七十大壽，母親就帶我們到上海做祝壽的準備。沒想到這次離開武漢溫暖的家竟成為永遠的訣別——我們在上海呆了一段時間後，正值「八‧一三」戰爭爆發，戰亂阻隔，音訊全無，我們就滯留在了上海。後來上海淪陷我們就更回不了武漢了。而父親則隨廠遷到重慶，武漢的家就這樣徹底荒廢了。父親在重慶日日為祖母和我們在淪陷區的安全擔憂，後來通過他的朋友我們才得知，他那時幾乎夜夜失眠，擔心我們的遭遇、擔心我們的生活，以致最終抑鬱成疾、不治而死。想不到重慶竟成了父親最終客死異鄉之地，屍骨都無法運回家鄉。
父親死後，在顛沛流離中漸漸長大的我，慢慢體會到了母親的堅強與偉大。記得很久以前曾聽母親講過，她是在保姆的啟蒙下開始信佛的，因而從小就樂觀豁達。獨自一人得支撐起我們在上海一家老少的全部生活，她便憑著她的學問和書法技藝到處當家庭教師、做秘書、為別人寫對聯扇面……全靠她一人的勞苦奔波，我們終於得以熬過艱苦的戰爭歲月。抗日戰爭勝利後，經她的學生舉薦，她在津浦鐵路局找到了一份工作，1947年又到上海工務局工作，1959年退休，1990年去世。
縱觀母親一生，她留給我最大的財富便是教會了我念佛。由於從小就生長在艱苦卓絕的戰爭環境裡，加之身體本來就不好，母親便帶著我一起念阿彌陀佛、念觀世音菩薩，以求仗佛菩薩之神力幫我度過困厄。從我們這個大家庭來說，接受佛菩薩的存在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祖父虔誠信佛，他不但世間學問好，更熱衷於鑽研佛理，且一生持素，還經常到上海功德林素食處參加研討。在他的影響下，伯父、姑媽也全都信佛，現在又加上母親的耳濡目染，所以學佛當然也就成為了我的「遺傳種姓」。
解放初期，我於高中畢業後就考入了華東師範大學數學系，1957年畢業後被分配到浙江金華教書。在教學工作中我一直勤勤懇懇、教書育人。在工作中我也總能以寬厚之心待人，不計較個人恩怨。在盡全力與所能把學生教好的過程中，我一直用佛教的「上報四重恩」的感恩原則對待我的工作，因而我也很少為工作產生過煩惱，我總覺得這是我為眾生該盡的義務。如果做不好的話，那就太負佛恩浩蕩與眾生的養育之恩了，也對不起死在戰亂中的父親與含辛茹苦養育我成人的母親。
不過可能是由於前世孽緣吧，儘管我一生行持佛法，但坎坷、痛苦、磨難總是伴隨著我的一生。如果是一個不信佛的人，那他可能會把這些都歸之於「天命」；即或是一個信佛的人，如果他道心不堅、見解不正的話，可能在面對我所遭遇過的這些挫折時，他也會對佛法生起邪見，認為佛法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利益。對此，我倒是常常想起《金剛經》裡的一句話：「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平靜地接受一切在外人看來所謂命運對我的「不公」，因為我知道這一切都是鐵定的因果律在我身上不移的作用，我只有承擔下來，並不斷用佛陀的教言去力爭早日跨越它們。我相信，最終我們一定會經由苦難之舟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果。
1960年我們夫婦生下一個女兒，但一生下來她就帶有先天殘疾，身體很弱，三天兩頭得病，動不動就要往醫院跑。她自己受盡了針藥之苦，我們夫婦也終日不得閒。那時每每在把她從醫院接回來後，夜深人靜之時，我們四目相對，唯有辛酸瀰漫整個空間。若不是佛法給我的一點精神支柱，恐怕我們早就在別人的歧視目光中、在接二連三的打擊下徹底崩潰了。女兒的性格非常溫順、討人喜歡。她自己也很懂事，盡量不拖累他人。儘管動過三次大手術，不過憑著她的頑強努力，在讀完高中後，她還是取得了浙江電大英語專業的畢業證書。可惜的是，在她拿到證書剛剛工作一年之後，1982年的元宵之際，以二十二歲的如花年齡，她竟先我們撒手歸西了。
那時我已年屆五十，老來喪子恐怕應該是人生最大的悲痛與無奈吧。不過受佛法熏陶的我，在幾十年的人生閱歷中已漸漸看穿了一些世事表象：武漢的家被毀可說是人生無常、緣起緣滅、性空無自性的一個儘管讓人難過但又無可迴避的例證；女兒的夭折恰恰說明人身的不可靠與脆弱——一口氣上不來就成了屍體。她這輩子生活了二十幾年，沒有一天是快樂、自在的，每天都要與痛苦作鬥爭，經歷的磨難是常人無法想像的。這只能歸之於她自己，還有我們過去世種下的惡因，否則就不會感召這樣的惡果。對她來說，受盡了苦難後丟掉這身臭皮囊也應該算是一種解脫吧。願她能在我們日日念誦的阿彌陀佛聖號聲中找到自己最好的歸宿。
隨後的歲月中，我決心更要努力學佛。以前也念佛，但基本上停留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層次上。退休後，我決心要深入經藏了，因為我越來越感到自己佛學知識的貧乏。這種貧乏讓我不但解決不了自己的疑惑，更不可能幫助周圍那些生活在困難、痛苦、麻木、造孽狀態中的人們。而且生命已度過大半，對我來說現在的狀態真是如少水魚，再在世海裡沉浮究有何樂呢？每天看著夕陽落在青山的那一面，我就在心裡默默地對自己說：又是一天過去了啊！
如果沒有佛法照耀，那應該說我們是在一天天離光明而去，一步步走向黑暗。
學了幾部大乘經論、看了一些大善知識的文章後，更加堅定了我發菩提心、修六度萬行的決心。我覺得要做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地步，那就一定要勤修戒定慧、息滅貪嗔癡。否則，所有的為善之舉都不可能長遠、廣大、針對一切眾生。既然因果可以解釋得了我們所遇到的一切境界，那就在日常的行持中去注意培養點滴的善因、努力戒掉一切的惡習吧。要不然，這貪嗔癡的惡因一旦種下，等將來它們以利滾利的方式成倍增長時，吞下這惡果的不會是別人，還得是你自己。我個人認為，去除我執的習氣是修行過程中最難過的一關，但又是息滅貪嗔癡最重要的一環。當你真的看破一切、放下萬緣時，還有什麼可供你生貪、生嗔的對境呢？「你」都沒有了，「你」的惡習又何從得生呢？
我的坎坷人生路讓我比一些死死陷在「五欲」的泥淖裡、被「五毒」熏心的人們要清醒一點。「愛不重不生娑婆，欲不除不生極樂」啊！這「愛慾」二字正是我人痛苦的根源：我們因愛而生貪，因欲而生煩惱；因愛而有離愁別恨、生死情緣；因欲而有顛倒錯亂、喪身失命。如果能以慈悲對待所有眾生，則又哪來個人恩怨？如果能以智慧放任曠達於世事人情中，則又哪裡會有煩惱、悲苦呢？
我不知道我前方的路還有多遠，但我相信：有佛法在心，這解脫生死之事就一定能成辦！
對葉景蘊老師而言，她的人生旅途充滿了漂泊不定：從武漢到上海，又從上海到金華。年齡雖已過花甲，但從她在電話裡的聲音與語氣聽來，人應該是非常精神且充滿活力的，言談之中處處可讓人感受到一種不屈的頑強氣質與稟賦。其實她的經歷還有許多感人之處，限於篇幅只好忍痛割愛了。況且我今天也正巧要處理許多事情。等以後因緣會聚時，我一定再向讀者朋友們廣述她有意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