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心转转

◎刘墉/文

到台北的一个朋友家做客,突然地震,大家正惊惶失措,却见朋友九十四岁的老母笑嘻嘻地说:“老天爷真开心。”

地震停了,大家问那老太太:“您为什么不说老天爷发脾气,要说祂开心呢?”

老太太一笑:“我又没得罪祂,干么想祂生气呢?祂是开心,一笑一摇,就地震了。”

老太太又笑:“祂是开心得太过火,才害了人,祂自己也没想到啊!”



在上海开会,散会时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家的电话,末尾的四个号码是“一四一四”。

大陆的人都把“一”念成“么”就成了“么四么四”,好像“要死要死”。

我心想,没敢笑,朋友却笑了:“你别想歪了。我告诉你,我这号码特别吉祥,你想想唱歌的时候一四一四唱什么?唱ㄉㄡㄈㄚㄉㄡㄈㄚ对不对?所以你记住‘都发、都发’总是发财,就对了!”


几个老同学聊天,大都有个艰苦的童年、奋斗的青年和成功的中年。

“唉!年轻的时候,有闲没钱。而今有了钱,又没了闲,真倒楣!”一人说。

另一人笑道:我可比你强多了。大家看他。“我啊!年轻的时候没钱,可是有闲;现在虽然没了闲,可是有钱!多好啊!”


坐计程车,一路上七八个红绿灯,怎会那么巧,每个绿灯,眼看要过了,就变红灯,被挡了下来。

“真倒楣!一路碰红灯。”我叹口气:“总是最后一辆差一步。”

“不倒楣。”司机回头笑笑:“变绿灯,咱们都是第一个走。”


到个朋友家吃饭,餐后,女主人端出一盘梨。

“我吃太多了,吃不下水果!”

“我也吃不下了。”主人说着拿起一个梨:“这样吧!咱们两人分。”

“中国人不是不分梨吗?”我笑道:“免得分离。”

“不不不!台语‘梨’念‘来’,咱们有缘‘分’,要常‘来’。”


在日本坐新干线火车。“你知道当初建新干线的时候,两边稻田的农民反对吗?”日本朋友说:“他说火车会污染,让收成减少。”

“讲得有理。”我说。

“错了!”他拍拍我:“当时新干线的负责人把农民找来说你们有没有算过,铁路两边的稻田,一年要被麻雀吃掉多少谷子?’

农民答:‘相当多!’

于是新干线的负责人笑道:‘你们从此不用操心了,我们的火车一下子就过一班,保证帮你们把麻雀都赶跑。’后来证明,果然,铁路两边的收成特别好。”


某人去拜访一位大收藏家。

“我以前决定把收藏全留给孩子。你想想,如果孩子好,当然该给他,当作奖赏。相反的,如果孩子不好,过得可怜,我更该给他,让他卖了,过日子。”

收藏家话锋一转:“现在,我改了。我想,如果孩子不好,我当然不该给他拿去败掉;相反的,如果孩子好,他很富有,也不需要我的收藏。”

他的脸上散出光彩:“所以我决定把所有的收藏都捐给博物馆。”


儿子哈佛的女同学多明尼卡,在作完乌兹别克的研究之后,突然决定一个人穿越天山,横越中国大陆到台湾。

她发了个E-mail给在美国的父母。据说那一对老夫妇看到女儿的信都跳了起来:“这怎么得了?多危险哪!这子真是疯了。”

老两口先是生气操心,三天三夜坐立难安,突然,他们不气了,回了E-mail给 自己的独生女:“我们想来想去,想不通,你是从我们哪个人的身上遗传了这个冒险的个性。看样子,我们不能怪你,只能问自己了。”


经过一个长周末,进办公室,吓一跳。跟我十多年的秘书,居然染了一头红发。新来一年多的小助理,也染了半头“金毛”。
“你们过两天就要去参观工厂,让人看了,要怎么说我?”我心想,没讲出来。

两天过去。我不气了,看着她们高高兴兴地出门,我得意地在心里对自己说:“让厂商看看我这个老板有多开通、我们的办公室有多民主、我们的公司多么有生气!”


跟几位孩子的家长聊天。

“我急死了!现在我儿子上小学三年级,功课不好,打也不管用,将来一定上不了好中学,进不了好大学,他就完了。”一个家长皱着眉说。

“我也烦死了!”另一个家长附和:“想想未来十几年、几十年,只要我不死,就得为我女儿操心。小学功课好,中学不好,有什么用?中学好,上不了好大学,又有什么用?上了好大学,进入社会不成功,又怎么办?”

我笑笑,说:“何不这么想──小学不好,说不定中学能改好;中学不好,说不定大学能变好。就算上不了大学,只要进入社会成功就好;就算一开始不成功, 只要有一天成功就好;即使他一生都不成功,只要他做个好人,快快乐乐就好。”

我看看他们:“问题是,你们的孩子才三年级,就天天捱打捱骂,连快乐都谈不上了啊!”


以上,我说了十个小故事,都是真人实事,请大家想想,以“另类观点”自求多福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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