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惠娟
做便当、打电话，这些简单的动作持之以恒的做，却成了父母与孩子最温馨、最有效的相处模式……
一直到去年，全球相机产量最大、身价达三十七亿（指夫妻俩在普立尔持股之市值）的普立尔科技董事长黄震智，一周都会有两天四趟，在台北——台中高速飞驰。这个“习惯”持续了三年。不论他有多忙，每个星期五，黄震智的秘书都知道下午三点以后不必排行程，因为，他要亲自去台中的玛礼逊美国学校，接两个女儿回台北。过完周末后，再亲自送他们回台中。一直到两个女儿去日本念书，这段来回四百公里的温馨接送才停止。
跟很多创业家一样，黄震智的事业曾经濒临失败边缘，最惨的一次几乎在农历年前发不出薪水，不过，他有很多固定要陪伴孩子做的事，却从不因事业的波折而中断。
每年两个女儿共四次的家长日，夫妻俩一定结伴参加，有时还能分出一人权充同学的家长；而为了不影响星期天跟家人共处的时间，这几年才学打高尔夫球的黄震智，宁愿四点起床，飞快打完九洞后，赶九点回来正好孩子们起床。“他是台北的稀有动物，女儿小六长大到一百六十公分了，每天还是爸爸抱起床，要横着抱才出得了门，然后帮她们弄毛巾、挤牙膏，”太太刘秀丽说。当然，还有那三年不间断的接送。
“司机只要做司机的工作，不能代替母亲；就像司机可陪孩子去看病，但不会问孩子为何生病，”黄震智说。
很多朋友都问黄震智，为什么做得到事业有成、家庭和乐？黄震智总是说，工作太忙都是藉口，先后顺序定出来，就做得到了。
太太刘秀丽的观察更精确。她说，黄震智五十岁才学打高尔夫，但两年之内就打到八十杆的职业级水准。“他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而要做最好就得养成下功夫的纪律。”刘秀丽说：“他用一样的态度追老婆、陪伴小孩，而同样愿意为此养成陪伴的discipline（纪律）。”
因为父母有纪律，他的孩子跟父母的互动，也同样亲密而稳定。每天上午台湾时间六点二十五分（日本时间七点二十五分），黄震智会准时拨电话至日本，问孩子是否顺利搭上校车了，并祝彼此“祝你上好课”“祝你上好班”；而晚上十点，女儿会准时从日本打电话回来，分享上学一天的点点滴滴，甚至还把学校的事情记在小纸条上怕漏讲。
两个女儿虽然从小衣食无虞、司机阿姨围绕，不论是出门或甚至坐电梯都有人陪。但两人独立去日本念书后，姊姊照顾妹妹，两人独立生活，居然支出的每一笔帐都记得一清二楚，让父母觉得很惊讶。
而小女儿是跳级念日本学校，老师原本来电说她进度可能跟不上，没想到她咬紧牙关全力冲刺两个月，居然现在是全班前三名，冲劲与要求自己的discipline丝毫不输爸爸。似乎受了父亲很大的影响。
台湾IBM四十八年来首位女性财务长吴蕙如，每天面对的是高压、高挑战的工作，但她同样是一位很有纪律陪伴孩子的母亲，她的陪伴秘诀，就是每天为孩子做便当、说故事。
“真不敢相信，公司很多人怕她怕得要死的Helen，会天天为孩子做便当，”IBM公关许雅萍说。
财务长的工作经常没日没夜，为了不挪用陪孩子的时间，吴蕙如训练自己要工作得有效率。她极少应酬，中午吃饭时间也减到最短。她多半会要求自己八点以前到家，回家一进门第一件事，是帮一家四口准备隔天的便当。
只见吴蕙如一进家门，两个孩子加上先生三个人一拥而上抢着跟她讲话，叽叽喳喳热闹不已。做完便当后，全家人就会在家具极少的客厅内各据一方，边做事边聊天。这时，吴蕙如才会打开笔记型电脑，接续白天未完成的工作。
这是她在大女儿上学后就养成的习惯，四年来从无间断。连三月初赴日出差三天，吴蕙如都预先准备三天份六个便当放在冰箱。“其实做便当很快啦，而且我做的都是很简单的菜，砧板很少用，并没有野心要常换菜色，”吴蕙如不好意思的说，出门前先洗好米、预设好电锅煮饭的时间，素材先洗净放冰箱，回家下锅二十分钟就好了，“我一直在‘诱惑’他们吃学校的便当，但他们就是不为所动。”
她另一个陪伴孩子的利器，则是一个主人翁叫阿土的故事。这是她自己想像出来的人物，通常在睡前讲给孩子听。即便人在国外，吴蕙如不会忘记，一开完会进旅馆，就开始写e-mail，每天都传回阿土小朋友最新发展。
吴蕙如的小儿子，一出生就罹患软喉咙症，生下来就住进加护病房，所有食物的喂食，都要先以一支管子插进喉咙，一天喝几次奶就要插几次。吴蕙如坐完月子后，就坚持要自己帮孩子插管，过了一段愁苦难捱的日子。但留职停薪半年陪孩子，却也让吴蕙如深深了解，跟孩子互动的时间其实也是充满了喜悦。
复职后，她也摸索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心法。她发现，跟自己看待事业一样：只要预先计划，用纪律去执行，没什么做不到的。“就像工作为我带来成就感，我愿意为工作养成discipline一样；为孩子做这些事情，兴趣的成分比努力高多了，更能有discipline，”吴蕙如说。
吴蕙如发现：承诺一定要做到，孩子就会增加对你的信任。
事实上，她们一家人黏得不得了，在一般家庭很少见。吴蕙如每天送孩子去上学时，仿佛爱侣的十八相送，送到学校后，光是道别的话就要讲五分钟，道别完后从走廊走到教室，至少要回头十次，鸮o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两个孩子成天把肉麻的话放在嘴上，一天要讲很多次我爱你的，”公司很多人怕她的吴蕙如露出浅浅的微笑。
黄震智和吴蕙如都是事业成功、忙碌不堪的白领菁英，为何他们不曾感觉子女养育与事业之间是一种“蜡烛两头烧”的拉锯战，反能乐在其中？唯一的共通点是，他们用经营事业的角度看待亲子关系的营造，而养成纪律。
不在时间长短，而在“有纪律的陪孩子”，也正是现代忙碌父母最需要的新陪伴主义。
台湾师范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学系教授黄迺毓，精研亲子关系二十年。她发现，父母本身不以身作则，根本教不动孩子。“很多人老说自己工作忙，但如果今天你的公司要求你每天七点到公司吃早餐，你一定做得到，”黄迺毓说。
昱泉国际总经理曹约文，唯一的儿子阿毛在五年前移居至上海就读国际学校。当时的协议是先生陪孩子在上海就学，曹约文则一个人在台湾工作。
一开始，一家三口不容易抓到何时为最适的相聚频率。尤其今年上高一的阿毛正值青春期，太常去怕孩子烦，太少去又怕无法掌握孩子的状况。因此，即便正在会议中，曹约文准时在五点钟抽身到电脑前，连上即时通讯（ＭＳＮ），这是阿毛下课到家的时间，曹约文会用青少年喜欢的方式跟孩子沟通。“即便只是挂在上面，孩子也知道要找你随时都找得到，”她说。
让孩子随时找得到，不黏不松，这是她的一个承诺。她还记得在孩子转学后第一次举办的家长日，曹约文和先生李慈泉都忙到忘记了，电话中，她强烈感受到小孩失落的心情说：“全班只有你们没来。”那次之后她给阿毛一个承诺：“只要你随时想找我，一定找得到我。”事实上，阿毛移居上海这几年，也是昱泉经营最困难的阶段，曹约文的老板就是先生（昱泉董事长），回到上海时，经常要跟先生谈公事到深夜，孩子不在身边的牵挂日子就更加煎熬。“后来我跟先生说，十一点以后，或是回台湾前一个晚上，再谈公事就翻脸，”快人快语的曹约文说。
也正是这样预先调整好工作与家庭分开的心情，每学期阿毛的家长日，她一定预先排开其他行程，确保自己一定能够参加。而起初几年，曹约文都是先排好公事，趁公事之便回上海时探望儿子，有时一个月回好几次，有时数月难见一面。后来她发现，这样对孩子反而造成困扰。她抓到一个回上海的频率，亦即最多不超过五周一定回去一次，即便只停留一个晚上，孩子自己就能调整好面对妈妈的情绪，互动的品质反能提升。“后来发现，孩子需要的是心灵的attachment（寄托），”曹约文说。
曹约文说，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是男生，他没事跟你说时，你一天拨再多电话给他，他都只以“嗯”“还好啊”回应。不过，看似酷得不得了的儿子，反而很内心的话会愿意跟她聊，比如说，青少年性行为，Ａ片、未婚怀孕等等。有一阵子儿子很迷漫画“将太的寿司”，他跟爸妈约定好一天，亲自下厨做寿司给他们吃。曹约文三岁就丧父，身为公务员的妈妈，要担负养一家四个女儿的重担。“妈妈虽忙，但她很习惯给我们抱抱亲亲，我不觉得她给我们的爱有少过，所以我也认为陪得久不如陪得有效率，”曹约文说。
日本厚生劳动省不久前发布一项广达三千人、追踪五年的调查，发现托儿所照顾小孩的时间，不是影响幼儿发育的主因，反倒是小孩是否经常和家人一起用餐，才是决定幼儿智能和运动发达与否的关键主因。
负责该调查的滨松医学大学研究团队指出，维持亲子之间的接触，无关乎时间长短，重点是能否让幼儿沉浸在家族共餐的温暖氛围中。而研究也发现，家族未能一起用餐的幼儿，对周遭的人事物迟缓反应，比拥有家族一起用餐环境的幼儿要慢上约七十倍，理解能力也相差四十四倍。
台湾微软总经理邱丽孟，很庆幸在孩子出生后，就养成每天抱小孩上床睡觉的习惯，在整个“仪式”中，她会先念至少半小时的故事书，母子三人就一边讨论故事情节与当天的生活点滴，带着笑意入睡。
因此，虽然自己工作越来越重，在两个儿子分别就读国一及国小六年级后，陪小孩的时间越来越少，她就利用每天孩子刷牙盥洗准备就寝时，站在浴室门口，进行跟孩子短短十五分钟的说话时间。“妈咪，我们去刷牙。”变成每天睡前的一个仪式。孩子心中有不开心，仍以妈妈为首要倾诉对象。
不久前，小六的二儿子想要停掉表现极出色的钢琴课，邱丽孟极力说服他不要放弃，“是你们大人想要我们学钢琴，不是我们想学。”小儿子抗议说。她想想也有道理，决定自己也去学爵士钢琴。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母子俩一同去上钢琴课，至今数年从不间断。周日上午全家一道去打网球，成为她们一家人规律互动的活动。
邱丽孟最欣慰的是，两个孩子很能体谅越来越忙碌的妈妈。她记得她被擢升为台湾微软总经理时，消息传来，她正和两个儿子坐在车上。她第一个念头就是问儿子：“妈妈有机会当总经理，但以后陪你们的时间会变少，你们觉得呢？”当时国小三年级的小儿子的直接反应就是反对，但小四的大儿子却很懂事的跟弟弟说，“妈妈只是会多出国一点点，何况我们会有玩不完的game！”邱丽孟很开心觉得儿子成熟到可以讨论。
台湾大哥大财务长郑慧明，认为跟孩子的互动，则跟管理企业一样，也要看几个KPI（key performance index，关键指标）。郑慧明认为，一个人能否成功，包括多种能力，譬如承担风险的能力、勤奋、纪律、记忆力等，而这些都围绕着一个能力——判断力。台湾的学校教育是以智能为主的考试为衡量一个孩子能力的唯一指标，但智能的考试并无法淬炼孩子的判断力。
郑慧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天天陪孩子，而两个已届青春期的女儿，也不会喜欢爸爸天天跟在身边。因此，他经常利用约孩子去公园遛狗的轻松时刻，鼓励孩子说话，并由对话的内容，观察她的时间分配，语言的用字遣词，对事情的反应，判断孩子的思想、行为是否有可能偏差的倾向。
女儿上高中后，他就鼓励她去参加社团，因为参加社团时间多，念书时间少，藉由做出参不参加社团的决定，孩子就能体会社团与念书之间的有得有失，就学到做一个抉择必有其代价，也要承担风险。如此一来，孩子就学会如何判断了，“学会相信自己的选择，比学校成绩还重要。”这是郑慧明的理念，“决定人的一生的，不过就五、六个重要决定，譬如结婚，譬如第一份工作，如果从小就知道做决定的因果，小孩就不用担心了，”他说。
卡内基训练大中华区负责人黑幼龙也指出，孩子在十二岁以后，大人只有一半的机会能影响他们；如果十二岁以前未能跟孩子建立良性的互动，亦即常常听孩子讲话，让他愿意跟你分享生活的一切，“那么十二岁以后当他下了错误的判断，你能改变他的机会也只剩二分之一。”黑幼龙说。
不过，陪伴孩子，质比量更重要。黑幼龙有一次到美国卡内基受训，听到一个讲师亲身的体验：这位过去经常出差的讲师转为内勤后，有一天，他的孩子竟然问他：“爸爸你为何还不出差？”
原来，以前她虽然经常不在，但回国一定会带礼物给孩子；但改为内勤后，每天下班后反而就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喝啤酒。父子虽同处于一个空间，距离比不在一起还遥远。他告诉黑幼龙：“倾听，表达谅解、尊重，一小时就够了。”
有效率的陪伴，有纪律的陪伴，是现代父母需要的“新陪伴主义”。白领双薪，何先从调整自己做起，一样可以给孩子一个真正赢在起跑线上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