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史莱克谈未来人才
其一，“人际”能力，包括：与他人一同学习、生活、工作；建立、处理人际关系；尊重、欣赏他人文化与价值观；处理情绪与感知他人情绪；表达与倾听；分析双方利益、达成双赢协议的能力等。
其二，“自我负责”能力，包括：做好人生规画与设定个人目标、了解自己的才华与极限、了解自己的社会定位、选择适切工作的能力、将梦想化为行动的能力等。
其三，“活用知识”能力，包括：语言的说、写、表达、沟通能力；数理运算；活用知识与资讯的能力（搜集、分析、组织、判断、选择）；活用新科技并使之与生活结合的能力（如电脑、网路、视讯、网路社群、网路行销、远距学习等）。
过去台湾多数小学将OECD第三项能力，当成是最重要的能力，而忽略了前两项能力。即便是第三项能力，也试图以分数测量，而忽略“整合、活用”才是关键。
除了上述报告，OECD每三年会针对全球十五岁学童进行能力测验（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更是全球教育界的重要指标。商周特别专访这项专案负责人、OECD教育部指标与分析处总监史莱克（Andreas Schleicher），这也是第一个采访OECD教育部的台湾媒体。
史莱克接受本刊越洋视讯采访时指出：持续学习的能力与学习态度，是影响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他表示，有些能力可以在二十几岁时再培养，但对“学习”这件事的兴趣和能力，及早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事。 以下是专访纪要：
商业周刊问（以下简称问）：你负责全球学童的能力测验，请谈谈透过PISA发现最重要的教育趋势？
成功特质 懂得分析、创造并应用知识
史莱克答（以下简称答）：这十几二十年来我们观察到，这世界对于处理例行、惯常事务能力，处理例行量化、运算能力的需求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这类型能力可 以透过自动化、电脑运算来达成。这类型的能力很容易教，也很容易测验，也是传统学校教育中擅长的。但我们发现，传统学校教育中所善于教授的东西，在现今社 会中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因此，PISA的设计构想，不希望只是测验学生在传统学校课程中学得的东西，而是希望知道学生从获得的知识是否能进一步延伸、应用在日常生活。
有人批评，PISA并不是一个合理、公平的测验，因为许多测验的题目学生没有学过。他们是对的，但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在真实人生中，你将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你不可能预先练习过所有问题的答案。能整合运用已习得的知识，来创造出新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问：PISA的测验对象是十五岁的学生，你认为个人一辈子的学习态度与关键能力，早在十五岁以前就已大致定型吗？
答：其实年纪不是重点，它未必一定是十五岁，也可以是十四岁。
根据我们在加拿大、澳洲追踪一些学生从小到大的发展中发现，在初级教育（primary education）中，学生都已逐渐建立了一些影响未来的关键能力与态度；而学生在十五岁后学习的知识，都只是强化这些能力或态度。
在PISA测验中表现良好，并不单指“知道什么”，更是拥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并且有足够的动机持续学习。
有些能力你可以在十九、二十岁时再培养，但对“学习”这件事的动机和兴趣，及早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事。
问：你刚刚提到了一些关键字，诸如创造、取得以及运用等，请问这些是未来人才能力背后最重要的特质吗？
答：最重要的是主动的学习模式；主动创造知识的能力。
就拿科学来说吧，假设有些学生日后进入研究科学的专业领域，可能到时候他们所接触的科学知识中有一半目前根本还不存在。我们不可能教导学生“所有”的知 识，因为到他们真正进入社会的时候，有许多新发生的知识，我们现在根本还不知道。因此我认为在未来的世界中真正能成功的人，不是只懂得累积知识的人，而是 懂得分析、创造、建立知识，并将它应用到生活中的人。
芬兰经验 不同学生不同教法，教师自行设计课程
问：在PISA的测验结果中，我们发现韩国与台湾的学生，都是学科分数高却自信低，迥异于美国学生。你认为是因为文化差异，还是教育制度的影响？
答：我想这并不是只有单一因素，不过教育制度可能占了一大部分。以芬兰来说，它在一九六○年代进行教改后，整体表现都提升了，但文化没变，所以不是文化的 影响，而是芬兰在教改中采用了新的教学策略和方式。
简单来说，他们不再是老师用同一种方法教所有的学生，而是老师会针对不同学生给予不同的教法和内容，对 所有学生的教学目标是相同的，但是会针对不同的需求，依学生的学习能力、动机、态度而调整，我们称这种是“极度个人化”的学习方式。当然这必须招募许多有 兴趣、有能力的老师加入。
此外，我们发现，这些国家对每位学生都有很高的期许，并且提供足够的资源给予支持。
另外一点是，优秀的教育体系中，很强调自行建立知识。以芬兰为例，没有人明确告诉老师该教什么，教育制度仅明确说明学生该学会哪些知识，但细部的教授方式及课程内容设计却是教师的责任，因此教育体系只是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传授过程中的连结，而非传统的权威角色。教师的身分不再只是“转授”知识，而是要负责规画出适切的教学方式和内容。
未来期待 学生有“共同合作解决问题”能力
问：PISA除了测验学生的阅读、数学及科学三种能力外，在二○○三年与二○○六年分别加入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习态度”两项新的测试，为什么？未来还会增加新的项目吗？
答：有一项相关的能力，PISA一直很希望能够评量的，是学生“共同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比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进一步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包含许多要素，必须要有指出问题的能力、发展出解决问题策略的能力，这两项我们在二○○三年的PISA测验中已经进行了；在接下来二○一二年里，我们希望能测试出学生如何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运用这些能力。
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以欧洲为例，有时候进行一项新科技的研发制造，会牵涉到上万人参与在其中，因此合作的能力很重要，这就是知识经济的本质。虽然大家都认 为这很重要，但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学生的学习方式还是很个人，每个人独自考试，而且在学期结束的时候拿的也是个人的分数，他们接受到的是很“个人的”而 非“群体的”教育方式。因此关于人际互动这点在期望上与实际教育中是有落差的，PISA测验是个重要的推手减少这个落差，它能够提醒各教育系统，人际合作关系落实在教育上有多重要。
问： 最后我们想问：学校好坏对学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从PISA的报告中我们发现，在芬兰就读不同学校对学生能力的影响程度不到五％，但台湾却高达四五．八％，较OECD国家的平均值三三％还高。
答：这对教育体系来说，是一件值得关注但不容易解决的事情。以台湾来说，即使整体的PISA测验表现不错，但不同学校间学生的表现却有明显的落差，但是在一些优秀的教育体系里，如我之前提及的芬兰、加拿大，这项差异就没这么明显。
要将个别学校的影响力缩小，就必须从整个社会的教育制度着手，找到最优秀的人才来当教师，并给予适当的指导，让他们成为优秀的教师。以芬兰来说，各校学生间的落差之所以小于五％，就是因为在完善的教育制度下，选择任一所学校的差异不会太大，培养出的学生素质都较为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