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净文
如果有段长长的假，不要工作，你想做什么？
微软总经理蔡恩全说，他希望回到老家，看看记忆中的稻田、一起长大的老朋友是否安好；希望再到父亲出海的港湾，回忆父亲生前的种种。
在日新月异的科技产业工作、在外商公司担任高阶经理人，蔡恩全心里却豢养了一个缓慢的老灵魂。这老灵魂娓娓道出心底的价值、与上一代的互动，如何造就他，并影响对待女儿的方式。
他拿着泛黄的相片，望着与他比邻而坐，带着笑意的小女孩，掉进回忆里：“那时候还可以抱，好好玩。”
说话那一刻，蔡恩全不是领军千万的微软总经理，而是一个忧心女儿长太快、太早飞走的中年父亲。
以下是蔡恩全身为父亲的真情告白：
我在台中乡下长大，家附近都是田，同学家也都是种田的。父亲是军人，我成长在保守的年代，记得每次吃饭，一定要等父亲到了才能开动。父亲吃完饭，筷子一摆就走。对我来说，父亲就是真理和权威，就像我小时候深信课本的知识一定是对的，不容置疑。
这种环境长大的我，一开始以“很强求”的方式带小孩，我不懂女儿为什么不照我说的做？在她很小的时候，我曾经失手打过她，虽然她根本不记得，但这件事一直让我很难过，多年以后，我跟她道歉，我问他：“妹妹，爸爸小时后打过你，记得吗？”她说：“不记得。”我说：“这么久了，爸爸跟你道歉。”我是真的要跟她道歉。
小时候听妈妈说“一枝草一点露”，每个人有自己的命运。随着人生历练多了，我渐渐体会出这话的智慧。也用比较自在、不强求的方式来对待女儿。
我是一个矛盾的个体，一个半老半年轻的人──价值深受父母辈影响，当看到年轻一代的自由自在，又很渴望。
举例来说，现在虽然收入不错，但一台三、四万元的录影机，我却忍到最近才买。女儿刚出生时想买，又觉得一年只拍一、二次，浪费。这听起来很好笑，有时吃一餐饭就不止这些钱了。
2000 年时，我买了一辆进口车，可是我不敢开回老家，就算开回家也骗妈妈是公司的车，我妈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有车。因为她很节省，我们家的桌椅是我十岁的时候买的、家里旧式碗橱中的碗公从我小学四年级用到现在。
快八十岁的妈妈，做复健时一个人拄着柺杖坐公车。我怎么好意思把进口车开回家呢？
矛盾的性格让我成为很“ㄍ一ㄥ”的人，明明喜欢文史，却念了电机系；明明是缓慢、喜欢回忆的个性，却在积极、充满挑战的外商当经理人。
因为这样，我希望女儿可以更自在，不需要读很好的学校，却很有生活品质和生命价值，这些不需和别人比赛。
我和女儿的相处时间很少。小时候她住乡下阿嬷家，回台北之后我的工作忙，几乎都是妈妈在带，周一到周五很少见面。可是小孩子真的要花时间，所以我周末就跟着她一起混，有时候甚至故意请我太太不在家，我下厨煮东西，或是拜托她陪我去跑步、打球、游泳。算是亡羊补牢吧！
我常常会忘记她已经长大了，看到她就很高兴的拍拍她、摸摸她的头、捉弄她，她有时候会很生气，还曾经跟阿嬷抱怨：“我爸疯疯癫癫的！”
和父亲唯一的深谈
2000年我父亲去世，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因为很亲近的人突然消失了，我想起其实我们很多话都没机会说。
和父亲唯一一次深谈，是在我大二。高中为了联考，我一直很认真念书，考上大学之后一直混，混到快要被退学了。有天晚上，我打电话跟家人说我可能被退学，父亲连夜坐车到新竹，那是我们这辈子唯一的深谈，在湖边聊了半小时，最后他说：“没有关系啦，读不下去就算了，去念军校。”
我们有那么多的话应该跟彼此说，此生却只说了这半小时。
年轻的时候我工作很拼命，生活中工作永远是第一。渐渐地，岳父去世、父亲去世、女儿长大，点点滴滴的生命过程，让我停下脚步想：“当我离开这个位置，别人如何记住我？觉得我很能干吗？业绩多棒吗？”没有人在乎这些，他们在乎我们有没有共同的美好回忆？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是不是讲义气、好相处？他们不记得我业绩成长125％，却不会忘记去垦丁喝酒喝到天亮，衣服差点被脱光的往事。
年轻时，工作永远是第一顺位，年纪渐渐大了后，虽然还是很重视工作，却可以适时取舍，于是我开始调整工作和家庭的比重，也提醒自己，家人跟员工一样，需要倾听、需要被关心、需要有人和他一起看未来。
希望女儿自在走自己的路
我是不爱念书的小孩，念了半天，有点小成就，却觉得生活和工作都很辛苦。“总经理”一职听起来很了不起，其实如坐针毡。
记得刚来台北时，我住在很烂的旧公寓中，家里没有家具，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煮菜时还要撑伞。可是那时候的我，很快乐。
晚上和室友吆喝去夜市吃炒螃蟹、傍晚去市场买一尾25元的吴郭鱼，真的很快乐！现在呢？赚的钱多却失去那种快乐。所以快乐是什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们有一些主流价值，希望小孩要变成某个样子才是成就，其实心胸要更开阔一点，包容孩子不同的样子，让这个社会更多元。如果我们有这种观念，教育不会那么紧张，孩子也比较快乐。
我希望未来的社会，能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每个小孩早晚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天空，自在、快乐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