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咏
这是一个神经内科医师的故事。
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次加护病房住进来一个病危的中风病人。
我的主治医师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病历资料，就大胆断言这个病人活不过三天。
我当时年轻气盛，听了很不服气，就挑战他：“要是病人活过三天呢？”
于是我们两个人开始打赌。
我们约定：万一病人在三天之内死了，我就输给主治医师半个月的薪水。
要是病人活过了三天，主治医师同样输我半个月的薪水。
我的主治医师半个月的薪水自然比我高很多，不过一来他经验丰富，二来他当时自信满满，因此我们两个人都觉得这是个公平的赌注。
为了赢得赌注，我使用了强力的降脑压药物、强心剂，甚至大剂量的类固醇。
一忙完其他病人，我立刻跑去照顾老先生。
在我全心全意的照护下，病人的情况大有进展。
我精神大振，到了第三天晚上，甚至彻夜守候在病床旁边。
等到第四天早晨主治医师来回诊时，我其实已经睡眼惺忪了，可是病人心脏还在跳动。
我微笑着看着他，我知道我赢了。
病人不但平安度过了三天，情况还愈来愈好。
到了第七天，除了没有苏醒的迹象外，病人的脑压已经降下来，心肺功能渐趋稳定。
我告诉家属，病人脱离了险境，但我没有把握病人能不能够醒过来。
我的印象很深刻，家属听了我的说明之后，脸上泛起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说不上来那是失望或者是什么。
我本来还保持着一种治疗成功的得意，不过两个礼拜之后，病人一直没有苏醒过来，必须靠着呼吸器维持生命时，我开始不再那么得意洋洋了。
有一次吃完中饭经过等候室时，我听见了病人儿子对着另一个儿子抱怨说：“本来爸爸过世也就算了，现在变成这样每天靠点滴、机器维持生命，光是医药费自付额一天好几千元，一个月下来就一、二十万元。”
他叹了一口气说：“你要是不付钱，人家说你不孝，问题是钱花再多人也不会好。从前的人说死就死了，至少丧礼还能办得风风光光的，哪像现在发明这么多科技，弄得人不死不活的，唉，真不晓得这样下去还要拖多久？”
渐渐，等候室的家属不见了，他们甚至对医院发出的病危通知爱理不理的。
有一次，病人的病情在半夜突然恶化，我们展开急救，并且通知家属。
好不容易终于把病人救回来，没想姗姗来迟的家属不但不感激，反而把我叫到一旁。
“医生，这样三更半夜的，”他脸上充满着不愉快的表情，
“如果不是人真的要死了，下一次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叫我们来？”
那实在是很令人挫折的经验。
那之后，每走过病床看见病人孤零零躺在那里，我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愧疚感。
有一次我在病床前坐了半个多小时，听着呼吸器的单调的声音，我开始怀疑，会不会是我做错了呢？
老先生又多活了快两个月。
主治医师依约拿来了半个月的薪水。我把那些钱，连同自己半个月的薪水都捐给了专门照顾植物人的基金会。
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发誓绝不在病人身上打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