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拥有全世界，还会想要什么？这趟历时半世纪的探索之旅，李嘉诚获得从代代相传的财富观挣脱出来，那一刻的快乐。
去年九月五日，《富比世》（Forbes）杂志集团的执行长史提夫．富比世（Steve Forbes）将第一届“马康．富比世终身成就奖”，颁给华人首富李嘉诚。
已故的马康（Malcolm S. Forbes）是富比世集团的第二代掌门人，身为集团第三代掌门人，并参选过美国总统的史提夫说：“我祖父以前常说，做生意的目的，是制造快乐，而非累积金钱。没有任何人比李嘉诚更符合我祖父与父亲的理念。他是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慈善主义者，他是我们这一代与下一代人的好榜样。”
史提夫推崇李嘉诚：“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企业家。”“他是创造者，也是扩张者，更是世界著名的慈善家之一。”
今年五月，《时代》（Time）杂志公布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人士，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慈善家”（Power Givers）一项，《时代》共选出十二位，李嘉诚亦名列其中，与比尔．盖兹（Bill Gates）齐名（详见第一六八页）。
二○○五年，李嘉诚将私人投资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anadian Imperial Bank of Commerce）持股出售，所得港币七十八亿元（约合新台币二千五百亿元）全数捐予基金会。李嘉诚，用独到的方式诠释商人的社会地位。而且，相较于许多企业家成立基金会，节税考量大于捐助，李嘉诚的私人捐款，全部是缴税后捐出。李嘉诚并订明：“基金会所有收益，不可以为他本人、他的家族成员或基金会任何成员或董事，带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个人利益。”
有钱却不快乐，开始探索内心，富贵金钱，对华人首富到底意味什么？
因为他目睹父亲从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落魄到一名寄人篱下的职员。他经历过没钱就没有尊严、没有家、无法读书的困境。年轻时，李嘉诚曾经是金钱主义的追求者。
一九五六年，他二十八岁，李嘉诚创业后六年，他已经跻身百万富豪。那时候的他，体会到物质享受的乐趣，西装来自裁缝名家之手，手戴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高级腕表，开名车，甚至拥有游艇。他也开始尝试上流社会的玩意，玩新型莱卡相机，他并在半山列提顿道半山腰买了面积近六十坪（两千平方尺）的新宅，将母亲接来同住。新宅面向维多利亚港，与当时一般香港人的住房比较，这已经算是“豪宅”。
但是，搬进新家那天晚上，他彻夜难眠。数十年后的今天，他都还清楚的记得，那一个失眠的夜晚。躺在偌大的床上，月光将窗外树影投射进屋内，风吹得它们摇摇晃晃，如真似幻。十六年前，一家人在月光下从潮州山区仓皇逃离的景象，仍如此清晰。童年与祖母相偎而眠的温暖，到香港后必须搬开家具才能全家打地铺入睡，创业后以工厂为家，唯有机器运作的声音能让他安稳入睡、机器一停他就惊醒的日子……，曾有的快乐与痛苦一幕幕浮上眼前。新家的安静、宽敞，显得多么不同。
“还不到三十岁，我就拥有足够我一生开销的钱。”变成富翁后，他却茫然：“为什么有钱不如我判断的这么快乐？”望着窗外，他问自己。
他走出新家，驾车往山上开，在西半山宝珊道这条单向道尽头停下，坐在树下的石头上，望向维多利亚港思考：“我这么有钱，身体很好，为什么没有非常快乐？我不喝酒、赌博、跑舞厅，我赚再多，也不过如此。”
“财富能令人内心拥有安全感，但超过某个程度，安全感的需要就不那么强烈了。”李嘉诚发现，金钱带来的快乐满足感不能持续。
思索持续到第二天晚上，他终于找到解答：“人不是有钱什么事都能做到，但很多事，没有钱一点也做不到。我一路做，将来有机会，能对社会、对其他贫穷的人有贡献，这是我来到世上可以做的。”同时从那时开始，他对金钱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不再重视一般的外表与物质，享受简单的生活。他领悟出：“内心的富贵，才是真富贵。”
二十八岁后，他转而探索内心的富贵。真正成立李嘉诚基金会是一九八○年，他五十二岁时，基金来自他的私人捐款。从此，该基金会就变成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一九八一年，广东潮汕地区第一所大学汕头大学，在李嘉诚资助与官方同意下成立。这所大学包含九个学院，其中医学院是中国最优秀的医学院之一。李嘉诚从加拿大、香港挖角名师担任各学院院长，还动员他的国际人脉，邀请名人授课，致力教育改革。譬如星巴克咖啡创办人霍华．舒兹（Howard Schultz）讲授商业道德课程。少年失学的痛，转化成他对汕大的浓郁情感。虽然他没有大学学历，却能创造一所大学。“就算汕头大学一夕之间被摧毁，我也会把它重建起来！”他说。
他也重视医疗。教育，反映他对少年失学的痛。医疗，则与父亲因病去世、自己与肺结核奋战多年有关。成立以来至今年十一月底，该基金会捐款已逾港币八十五亿元（约合新台币三百五十亿元），其中九○％用于教育及医疗。
二十七年来，李嘉诚私人捐予基金会金额究竟有多大？他不肯透露。别人难以估计，因为香港法令允许基金会可进行投资，投资回报可以在其基金会内滚存，所以李嘉诚基金会规模恐怕远比其他人想像的大。
“我跟家里人讲，这个基金会要永远留下，如果我今天离开（人世），基金会只要每年拿三○％的收入出来，已经比我现在捐的多得多。”李嘉诚睁大眼睛、俏皮的透露。
外界的焦点都在追逐：李嘉诚捐了多少钱？但都忽略他内心的挣扎。这是一段很挣扎的转折。
把基金会当第三个儿子，从此豁然开朗
二○○三年春天的某个夜里，他为了基金会的未来，彻夜未眠。他体会到自己年事渐高，但他更希望基金会能无止境的运作下去。无止境的运作，需要有一大笔资金做基础，才能钱滚钱，做更多的事。但他担心，这样是否剥夺了原本该属于子孙的财富权利。
这天晚上，他陷入沉思：“几十年的努力工作，每一分一毫都得之不易，都是清白的钱。却要把这么多的钱送给你不认识的人。”这样做值不值得？儿孙们能体会吗？他一定不要下一代经历他曾经有过的苦难。他曾经跟儿子说：“我吃苹果的味道，都跟你不一样。我吃苹果的味道，比你们香得多。因为我小时候，经过蔬果店，那时候，灯光照着水果，非常漂亮的，非常香，但我没有钱可以买。”
天平的一端是他的骨肉至亲，另一端是可实现他认为很重要的事。他内心陷入天人交战。
突然，他领悟出一个道理：“我现在有两个儿子，如果，我不是两个儿子、而是三个儿子，我是不是也要给第三个儿子一份财产？”只要将基金会视为第三个儿子，财产分三分之一给基金会，就理所当然。
“这个思想上的突破，让我开心了很多天！那种安慰、愉快的感觉，实在是笔墨难以形容！”李嘉诚对《商业周刊》编辑团队透露当时的心情。
“财富到某一个数字，衣食住行都无虞，握在手里的用途就不大。如果你不能做到慷慨割舍、有爱心的话，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顶多就是遵照华人的传统观念，一代交给一代，如此而已。”他说：“但如果，能将建立社会的责任，与延续后代一样重要，选择捐助财产有如分配给儿女一样，那我们今日一念之悟，将为明天带来更多的新希望。”
令他更高兴的是，当他公布自己的捐款计划后，至少有五名企业家向他表示，认同他“第三个儿子”的想法，并已对社会捐出大笔款项。“他们说，嘉诚啊，你讲到我们没想到的。我们也跟着你做。”甚至，有一次在英国，碰到一位印度大企业的领导人都跟李嘉诚说：“你这样做，解脱我一个很大的瓶颈。”
捐出三分之一财产是多少？二○○七年初，《富比世》统计李嘉诚身价约二百三十亿美元。但这个数字仅限于他对长江集团旗下上市公司的持股市价，并未计算其他私人投资。用最保守的角度估算，二百三十亿美元的三分之一，约七十七亿美元（约合新台币二千五百亿元），基金会未来收到的捐款，将随着李嘉诚私人财富的扩张，只会多，不会少。
“除了我固定控有股权的上市公司包括长实、和黄、赫斯基（Husky）之外，我将五十多年的积蓄，全无条件的送给世上。我庆幸自己能做出这个正确决定，一夜无眠也是值得的，自己更绝不会后悔。”
他跟家人说：“我一生可以成立这样规模的基金，心里绝对不会惋惜。捐出来，是高高兴兴捐出来，去做，也是高高兴兴去做，一点都不会后悔。”
如今，重新诠释金钱…… 推崇富兰克林，以从商所得改造社会
金钱，对而今的李嘉诚是有不同的意义。
李嘉诚曾在一场演讲中，将中国春秋著名商人范蠡，与另一位商人——协助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国元老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做比较。
范蠡与富兰克林都是角色多元的精彩人物。范蠡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富商。他协助句践复国后，看透时局，转而赴齐，从商致富。齐国人希望委与范蠡大任，范蠡却担心盛名将带来恶果，于是散尽家财，分给亲友邻居，只带少数财物迁至陶国，自称陶朱公。他继续从商，没过多久，又成钜富。
富兰克林，这位墓碑上只简单刻上“富兰克林，印刷工人”的哲学家、商人、政治家、发明家、音乐家，出身清贫，却以办报、出版，展现他对公共事业的热心，他的印刷业为他带来财富，他却利用财富建立图书馆、学校、医院。
美国制宪会议时，富兰克林提名华盛顿担任大会主席，并获一致同意。富兰克林是被认为唯一与“美国国父”华盛顿竞争的人，但他坚持留给制宪会议的绝非名誉高位，而是胸襟与智慧。美国人民称他为“伟大的公民”，历史予以高度评价。
“范蠡和富兰克林的故事值得深思。”李嘉诚说：“范蠡改变自己迁就社会，而富兰克林推动社会变迁，他们的人生座标完全不同。范蠡只想过他自己的日子，富兰克林却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
“如同他们从商所得，虽然一样毫不吝啬馈赠别人，但方法与成果却有天壤之别。范蠡馈赠给邻居，富兰克林用于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 building），推动人们更有远见、能力、动力。”
钱，是一张纸、一个铜板，也可产生巨大的改变。古今中外的商人，对于金钱各有不同的诠释，只有极少数的商人贡献他的金钱发挥影响力，因而也只有极其少数留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