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商业周刊 84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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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蒋介石派遣二十一师登陆基隆港口。
依监察院杨亮功公布的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舰队才开到港口，便接获情报“岛内均乱民”。舰长于是下令“见人就扫荡。”一九四七的基隆港，没有太美丽的走道，时间也非夕阳西下。
风有点大、雨飘得细细，不知情的民众在港湾散步着。机枪扫射初始，打出来的炮弹和太阳一样亮，穿着拖鞋，老台式短裤的男女老少，只听闻轰的一声，倒躺于地，死了。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就此开始了最高潮的国家暴力镇压。
没有人知道，乘着军舰开枪的士兵，如今在那里？他还安在吗？他的后代还住在台湾？还是中国大陆的某个角落？
那艘军舰，着着实实打出了台湾历史中最重要的第一枪，从此之后的台湾史，悲情且仇恨地发展了五十多年，至今未歇。
开枪的军队，没有名、没有姓，只有二十一师代号。凶手名字未知，本地人只能辨认他们是“外来省份的人”。半个世纪以来，“凶手”被连结一个等同的扩大数万倍的符号：外省人。
二二八事件两年后，中国内战中全然败退的国民党政府，仓皇带着子弟兵渡海迁台。新一批的外省人，有的只十六岁，可能早起才走入田埂，就被强拉当兵。一辈子没出过洋，从没听过二二八，第一站就穿着草鞋来台湾。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多半躲在台湾的竹篱笆世界，有人退伍了，才花尽毕生积蓄买个姑娘，守个家。
打从十六岁起，这群人就没有爸爸妈妈。
国破山河在，他们的世界只有蒋公，也只能跟着蒋公，竹篱笆外的世界，对他充满了强烈的敌意，他们是飘洋过海的外省人，和当年军舰上“相同”的外省人。
外省人绰号“老芋仔”，芋仔是一种不需要施肥的根茎植物，扔在那里就长在那里。长相不好，烤熟吃起来却甜甜松松，削皮时手摸着，有点发麻。满山遍野，只要挖个洞，就可找到几颗松软芋仔。芋仔命贱，“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
我台中老家对面就住着一位老芋仔，煮面一流。没人关心他从中国大陆哪个省份来，妈妈住哪里，好似他是石头蹦出来的怪物。对我们这些本省家庭，外省人不是混蛋，就是可怜蛋。混蛋在台北当官，欺负台湾人；可怜虫就在市井街道里，摆摊卖阳春面。
老芋仔卖的阳春面特别便宜好吃，夜市里搭个违章建筑，就可以从早卖到晚。
有天门口特别热闹，原来娶亲了，姑娘从梨山山上买来，清瘦娇小的女子，后来生了小孩，小姑娘也常背着小孩在摊前烫面。
我喜欢买他们家的卤蛋，几次听到他在旁边教他太太，面要煮得好，放下去的时候，得立刻捞起来，再搁回去；千万不能一次烫太久，否则汤糊了，面也烂了。
面摊老芋仔有日不作生意了，哭嚎的声音，穿透薄薄的夹板，凡路经夜市的人都听到。
隔壁杂货店老板娘转告我们家长辈，老芋仔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儿子也不要了，还把他长年积蓄、摆在床底下的现金全偷个精光。过了三天，老芋仔上吊自杀，孩子被送进孤儿院。上吊时，绳子挂在违章建筑梁上，脸就对着后墙的蒋介石遗照。死，也要跟着蒋公。
面摊老芋仔死后四十年台湾盛行本土运动，家乡中国大陆危险扩军，飞弹部署天罗地网，对着另一个家－－台湾。四十年前的老芋仔上吊了，其他老芋仔活下来，眼看两个家对打。
于是台湾需要飞弹情报员。谁愿意在“承平时刻”仍为台湾死？没有名、没有姓、逮到被打毒针、可能接受酷刑、被剥皮，死了也进不了忠烈祠，谁卖命？薪水不过一月五万，到大陆路费四十万，买一条命，谁干？
还是那批老芋仔的儿子！还是那群当年飘洋过海的外省人！
从老子到小子，一代传一代，人生就是要报国；没有国，那有家？
中华民国也好，本土化也好，外来政权也好，李扁当家也好。
竹篱笆内的子弟，活着，永远都要跟着“蒋公”！
被吸收的情报局人员，担任情报工作那一刻起，真名就消失了。
人生从此只剩化名，除了军情局简单记录事迹外，出了事，家人不敢闹、不能说。 台湾人天天逍遥，十几年来，台海平静到人民完全感觉不了战争的威胁。只有这群傻外省人，老觉得国家危难，他们得前仆后继。
老的上一辈牺生不够，小的还得赔上一条命。
有情报员家属向我哭诉陈情，我很惭愧，也很感慨。惭愧的是，我们常觉得自己已帮国家社会做过多事，很了不得；但站在你面前的这群人，他们怎么从不谈了不得呢？他们的傻，造就了我们人人自私的空间。但令人感慨，这些外省人无论累积多少英雄事迹，他们的命运总陷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的那一枪，他们永远都是“飘洋过海”的外省人。
五十几年下来，八二三炮弹死的是外省人； 空军公墓前走一遭，战死的飞行员个个才二十出头，也是外省人； 为台湾搜集飞弹情报，保护台湾本土运动，死的也是外省人。
我无法冲口说出的是，外省人为什么那么笨？国家多数人并不承认他们，怎么还愿意替国家去死？
外省人啊！外省人！原罪有多深？多少付出，才能偿还当年历史的错误？
多少前仆后继，多少代，才能换取本省人终究的接纳？
台湾的外省人无法支撑任何一个有意义的政治力量。
随着台湾民族主义崛起，只占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外省人，政党如全然反映这群人对历史的认识、对故乡的乡愁，赢不了。
任何一场战役中，外省人都得当默默的牺牲者，从战争到选举，他们不能大声说出母亲的名字，不能哭嚎他们的乡愁。
他们的一切都是错，生的时候错，死的时候也错；为国家错，不为国家也错！
西元一八九四年，一位猷太裔的法国陆军军官德雷福（ Dreyfus ），被控出卖法国陆军情报给德国，军事秘密法庭裁判国罪，德雷福遭流放外岛。这是法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德雷福事件。整个事件后来被证实是假的、捏造的；它可以成立只有一个前提；这位陆军上尉德雷福是猷太人，不是正统法国人，他是法国的“外省人”。
在当时举国面临共同敌人德国情况下，法国德雷福身上的猷太血统成了祭品，目的是抚慰普法战争中严重受创的法国人心。其后法国社会分成两个政营，双方在报刊上相互攻击，在议会中进行政治斗争，在街头上发起群众运动。
事件在小说家左拉发表的著名文章【我控诉】后，达到高潮。
“最后我控诉第一军事法庭，他违反法律 …… ，我控诉第二军事法庭，他奉命掩饰 …… 不法行为，判一个无罪的人有罪 …… ，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样做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举行！我在等待。”－－左拉，【我控诉】
一百多年来，德雷福事件在每个社会上演着，这是左拉在【我控诉】文章中最后的预言。
民族主义者并不关心案件的法律细节、人身生命权，他们只关心事件给自己带来的后果。
“德雷福”的影子，如今被流放到台湾。
我的朋友周玉寇，曾经对我说：“你可以大声讲话，因为你是本省人，不是外省人。”
左拉死后一百年，二二八那一枪后五十年，我们本省人，该轻轻自问一句了：外省人，该不该是有权利活下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