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清晨，我在伊利诺家里好梦正甜，忽被一阵铃声吵醒。原来是在芝加哥的好友马可打电话来，我仍咪着眼，他却劈头就说：
“喂，看在多年朋友份上，你可以帮我老婆接生吗?”
我马上就清醒了：“老兄，你搞什么鬼?你那里没有医生吗?要我老远飞去芝加哥替你老婆接生?更何况，我又不是妇产科医生。”
他干笑两声，声音里带着苦味：“刚才叫你接生只是开玩笑，事实上我老婆已怀孕三个多月，现在仍找不到一个产科医生肯接受她。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看看我还能怎么办?”
他能怎么办?细想想，还真的没办法。落到今天这个田地-找不到医生接生，还不是因为他那“大律师”老婆名气太大，办案手法太狠。一个动不动就能将你告上法庭，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大律师，谁敢与之打交道?所以他甫开口叫苦，我就猜到是怎么回事。
我忍不住在电话这头叹气：“珍妮花一定气疯了吧?”
“那还用说!她还说要告他们呢?”
“凭什么?”
“医疗法律第九条呀，不是说医生不能无理拒绝病人吗?”
“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但凡事总有例外呀，比方说，他们可以说为了能有更多时间看护病人，不能接受新病人．．．。”我说着，好像律师的口吻。
“我整天听她说法律条文怎样怎样，都快要疯掉了，你就不要再说了吧?”
他的一番话，听得我笑出声来。
“你们夫妇俩有试过距家里远一点的医生吗?”
“我俩请了一天假，由芝加哥出发开车向南走，直走到春田，沿途按黄页找妇产科医生，希望能够有医生接受我们挂号，但结果全是一样，每个诊所都托词说不行，不是额满就是路途太远，怕分娩时会赶不及到现场。”
“你不是有好朋友是做医生的，就不能找他们代为介绍?”
他又大声叹气。
“有呀，结果也一样，其中一位刚出道不久的产科医生，宁愿闲来去超级市场，也不肯为我老婆接生，你说气不气人?”
“别气啦，要怪就怪在你老婆名气太大吧!”
“唉!”他说：“光是名气大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为什么名气大，你不知道她最近帮人打赢的那桩官司有多无理!”
接着，他告诉我那官司的经过：珍妮花打赢的那桩官司不但无理，而且匪夷所思，原告是一位美国老太太，被告是两位医生:一位是妇产科医生，另一位是她的家庭医生。
事缘有一天，一位老太太独自走在街上，不小心跌倒了，便一拐一拐地走到附近的一间妇产科诊所求医。挂号小姐看老太太还能走路，便向她提议说：“你能走路，看来并无大碍。我们这里是妇产科，我看你应该去看家庭医生比较好。你有家庭医生吗?”
“哦，有的。”老太太答。
“那我替你打电话给你的家庭医生预约好吗?也许我们可以要求他们立即让你挂号呢。”
但老太太忽然觉得大腿没有刚才那么痛了，便拒绝了挂号小姐的好意，并没有去看家庭医生，便直接回家了。
过了两天，老太太又开始感觉患处痛了，而且越来越痛，到第五天，简直痛得受不了，她的家人便将她送到附近的医院看急诊。照x光结果，发现老太太股骨断了，还走了位，需要马上矫正位置，并打上石膏固定。
老太太在医院足足折腾了六个小时，才能回家，不过需要定时吃止痛药，接着还要覆诊。虽然麻烦，但因为大腿骨能够及时矫正(再晚几天就麻烦了)，并无不良后遗症，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本来这事算是告一段落了，直到老太太无意中与珍妮花谈起这件事(两人本是旧识)，事情便起了大变化。
在听完了整个故事之后，珍妮花义愤填膺地对老太太说：“那还得了，非告他们不可!”
“你说的他们是谁呀?”老太太莫名其妙。
“妇产科医生和你的家庭医生呀!”
“和他们有关系吗?”老太太问。
“当然有!见急病不救，是不负责任，违反了医疗标准。”
“那也是挂号小姐的事呀!”
“挂号小姐是他聘请来为他做事的，处事不当，当然得由他负责!”
“但怎么又关我那家庭医生的事?”老太太越听越糊涂了。
珍妮花却是振振有词：
“你年纪那么大，他是你的家庭医生，理应隔一段时间便要打电话询问你的近况，或者提醒你去做身体检查，但他什么也没做。”
“医生那么忙，我不去找他，他怎么会找我?”
“他不主动找你，便是不负责任，不关心你呀!”
“算了，我看不告算了，我不想找麻烦。”老太太说。
“你放心，绝对不麻烦。”珍妮花说：“明天我叫我的秘书拿一份协议书给你，你只要在上面签字就行了。”
“可是，我没钱付你的律师费。”老太太还要推搪。
“这个你也不必担心，官司输了，你什么也不必付，赢了，我在赔偿款项中抽百分之五十就可以。剩下的归你。”
“那么我的医疗费用呢?”
“当然得由他们负担。”
“但我总觉得不太妥当。”老太太愁眉苦脸，心理在做最后挣扎。
“一点也没有不妥当!”珍妮花鼓其如簧之舌:“若我们不教训那些不负责任的医生，他们再这样草菅人命下去，那才叫不妥当!”
老太太辩不过她，最终还是糊里糊涂地签了字。
官司打了三年，那两位可怜的妇产科及家庭医生经常要上庭面对珍妮花的指责。不但批评他们没有医德，连起码做人的基本良心都没有：对一位垂老无依的老人断了脚无动于衷。珍妮花还叫老太太故意一拐一拐的在法庭上走路，说连去街角处的seven eleven买面包和牛乳都不成。结果那些一向同情病人的陪审团一致裁判两位医生有罪，各赔了一百万元。事实还不止于此，保险公司无端端赔了大笔钱，那里肯轻易罢手。官司了结后，保险公司将两位医生的医疗保险额加高两倍不算，还把所有妇产科医生的保费增加百分之二十。两位可怜的医生只好相对无言，摇头叹息。而这件事，也就很快传遍了医生圈子，珍妮花大律师的大名从此闻名遐迩。
“但该桩案件与怀孕没半点关系嘛!那些医生是因为想为同行抱屈报复，才故意不接受珍妮花的吧？”我说。
“我看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马可说。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是为了保护自己!”马可又大大地叹气，“有些医生表示要珍妮花先签好一份保证不告他们的协约，才肯考虑为她接生。”
“那就好了嘛！”不然还能怎么样呢？我在心里说，但没有宣之于口。
“珍妮花先是不肯，最后也不得不同意签合约呀，但她答应签时，医生们又不肯了！”
“为什么？”
“他们说这种协约没有法律的约束力，若以后出了意外，珍妮花一样可以告他们。所以他们在协约上附加一连串条文。”
“什么条文?”我的兴趣被勾出来了。
“他们规定珍妮花在怀孕期间不能吸毒，抽烟，也不能胡乱吃药。”
“那当然，合理要求嘛！”
“他们又要求如果孩子出生后不够聪明，长大了进不了哈佛、耶鲁也不能告。”
“要告也告不了呀，哪有人包你孩子聪明的？”
“那很难说，不过他们后来又打消了这个主意，他们还是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说太忙，不当她的医生。”
“那真是岂有此理！”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他们还说要把诊所搬到离我家较远的地方才安全。”
“为什么？”
“这样才不构成见死不救的理由呀！”
“这．．．。”这下子我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们不是明摆着为难珍妮花吗？但，想想她以前告医生的事，她曾经那样的在庭上胡作非为，又能够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