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第 943 期
陈雅玲、张毅君
“窝阔台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 试从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分析。”这是美国高中的考题。同样范围,台湾的考题却是:“窝阔台死于哪一年?最远打到哪里?”两者差别,就在思考力。
教授“教”教授的场面,并不常见。而且,主题是怎么教书。
十二月六日,上海今年冬季第一波寒流来袭,清晨摄氏四度的复旦大学校园里,五十七位特殊的“学生”安安静静在教室预习资料,准备第一天的课程。他们分别是来自两岸三地、新加坡杰出的商学院教授。
大学教授这样一起“上课”的画面少见,来教这些大学教授的老师自非寻常之辈。今年六十九岁的山姆.海斯〈Samuel Hayes〉,已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任教三十五年。应趋势科技基金会之邀,哈佛共派出三位资深教授,主持为期四天的讲座。
这是一场序幕。
哈佛商学院成立近百年,首度飞越半个地球,到亚洲传授个案教学法。这项合作将延烧半年,跨海峡两岸同步推动。明年五月,哈佛教授们还要飞到台湾。主持哈佛个案教学种子计划的汤明哲教授说,谁请得动哈佛教授?以前,要请哈佛退休教授,一天没有五万美金根本别谈。
哈佛的个案教学享誉全球,美国五百大企业执行长,有五十七位是哈佛MBA。亦即,每九位美国大企业执行长就有一位是哈佛MBA,远高于第二名史丹佛大学的十五位。
“我们常常在想,为什么趋势招募了很多亚洲一流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但他们在提出想法和观点上,却无法跟我在美国的普通员工相比?”促成此事的趋势科技董事长张明正,在前年去哈佛一个多月时,得到解答。
他原本以为,经营趋势十五年,没有人会比他了解趋势。但是几堂课下来,他发觉哈佛MBA学生提出的问题、提供的观点,都是过去他从来没有想过的,越听越冒出一身冷汗(见对谈篇)。
“台湾只有doers〈实干家〉,没有thinkers〈思想家〉。在讲求创新的时代,台湾已经落入竞争劣势。”台大国际企业系教授汤明哲指出。因此,张明正希望引进国外大力推动的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考,见小辞典),藉着哈佛的个案教学法,让华人地区从商学院到企业界,不仅要行动,更要思考。
思考,谁不会思考?但就像“呼吸”与“深呼吸”的差别,面对现代多元社会的种种资讯,思考已不能停留在单点、浅层、浮面、天马行空的思考。培养个人具备批判性思维──厘清讯息,加以判断、分析、归纳,进而做出正确的决定,甚至想出其他解决方法〈详图〉──是二十一世纪重要的致胜关键。
因此,一九七○年代,美国洛克斐勒基金会在一项美国生活人文研究报告中强调:教育部应订定“批判性思考”为个人基本能力之一。美国总统柯林顿在一九九四年签署“美国教育法案”〈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正式将思考列入全国性的教学目标。美国陆军为了避免上级权威领导而一时误判,更在陆军推动批判性思考。
不只美国,我们的采访行脚走到南半球的纽西兰,在第二大城基督城也看到老师“教”老师的画面。主题是思考。
穿过Eastern Hutt School小学的矮墙,走入一间里头摆着成人桌椅的教室,墙上贴着六顶“思考”纸帽图样。校长Dianne Patterson解释,这是专教思考策略〈thinking strategy〉的教室。全校三十二位老师,每周一次轮流来当学生,上“如何教孩子思考”的课。
这份 thinking strategy 共有六种思考技巧:
老师们回到自己的教室,用学到的思考方法教导小朋友们如何“有效地思考”。比方,读一篇童话故事,每个人用学到的思考方法判断故事中每一个角色所说的每一段话,是基于什么样的思维,然后老师要求每位小朋友,改变故事中任一关键情节,设想出一个与原着不同的结局。
西风东渐,亚洲的香港、新加坡也在二十一世纪开始推动思考教育。
前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一九九七年第七届“国际思考会议”上,提出未来的教育目标: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hinking Schools, Learning Nation〉。自二○○○年以来,新加坡教育部已推展一个包含加强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工作计划”,在小学中年级以上实施。
香港的做法更为积极。教育统筹局的课程改革短期目标(二○○一年至二○○六年)中,优先培养学生的共通能力(即沟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及创造力等)融入现行科目或学习领域中,以提高学生建构知识的独立学习能力。
因此,香港小学生要看卡通影片学批判性思考。香港教育电视有一段根据《伊索寓言》“父子与驴”的故事改编的影片:一对父子骑着一头驴子到市集去卖,路上,由于父子两人没有自己的立场,在路人指指点点之下,两人决定合力扛着驴子过桥,最后驴子掉进河里淹死了。影片结束时问学生:“路人说了什么?”“父子对这些话,有什么反应?”、“你认为谁应该骑在驴背上?为什么?”
根据教育统筹局委托香港城市大学作的调查显示,课程改革工作推行至今已见成效,超过七○%小学校长及五○%中学校长认为学生在沟通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学习动机、创意等方面都有明显进步。
“香港学制重视考试和评核,加强批判思考的训练,可以补制度的不足。”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陈浩文指出。
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在一九九九年全国计算机会议开幕典礼上发表专题演沟中也强调,“要把教导学生讨论、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当成二十一世纪的教育重点,死背的事应留给电脑,人脑要用来思考和判断。”
台湾教育受到考试主义影响,教育多为知识的灌输、死记,而欠缺“高层次思考”──批判性、创造性思考的能力。台北师范学院前校长张玉成在一九九二年发表的《国小语文科实施批判思考教学之实验研究》中指出,教师发问的内容属于认知记忆性的题目占八八.六%,推理、创造性题目占九.二%,批判性题目只占二.二%。
教育部二○○一年公布的“九年一贯暂行课程纲要”,虽然把“培养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列为十大目标之一,但是对于底下该有哪些配套的内容、具体做法,却付之阙如。
最近就有读者在报上投书指出,孩子学校考试,有一题填充题:“妈妈爱(?),爸爸爱〈?)。”她孩子回答“妈妈爱(钱),爸爸爱(睡觉)。”结果被老师打错,令她非常不服气,因为孩子的回答很真实,为什么老师一定要他填上制式的答案?
这样的训练,结果可想而知。政大师资培育中心教授叶玉珠今年设计一份批判性思考的测验卷,以此测试五百零七位公私立大学学生,结果她发现,满分三十分的题本,受测者平均分数只有十五.四分,也就是“不及格”。
“我们过去的教育,常让小孩套公式解决问题,以后没有公式他就解决不了。”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曾志朗表示,“再多的棋谱也是不够,因为每天都有新的棋局。”他指出,事件的发生,绝对没有金科玉律,所以任何人考虑事情不能一成不变,“它(批判性思考)是一个动态的思维,只有一个原则,但是执行会跟着情境而变。”
对企业来说,那个原则就是企业逻辑。在此基础上的批判性思考,更是创新的基础。“企业竞争要差异化,差异化靠创新而来,但是创新有没有道理?”汤明哲表示,创新有两种,一种是wild imagination──“野猫式的创新”,天马行空;一种是“有纪律的创新”,从头到尾有一套严谨的企业逻辑,以及接下去该如何做的思考。
逻辑推演能力强的张明正说,过去虽然创业成功,但是思考策略时,没有一定的章法。公司小的时候,做得不对可以马上改;但是公司大了以后,就吃到苦头。“就像舞龙一样,我这个龙头今天转这边,明天转那边,龙尾在后面跑一大圈都还跟不上。”他虽然开始看书,了解企业策略也有一套逻辑,而非数学的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一直没有参透其中道理。
直到他去哈佛上课,发现个案教学所用的批判式思考,让学生不是只在找答案,而是运用逻辑把情境做“因式分解”──例如鸟会飞,原因可能有羽毛、体重、风等等。
把每一项基本元素分析完后,再把直觉放进消费者的文化、行为心理。全世界市场那么多,不能单靠他想,所以他又开始藉助市场分析、当地经理的看法。“让我的龙尾〈中级干部〉一起参与决策是最大的收获。”
台湾企业家中,前飞利浦全球副总裁罗益强是一位“批判性思考”的高手。他三十多年前到飞利浦应考的时候,面试时还透过翻译,但是独具慧眼的荷兰经理方培汉发现,“我可以感受到他理路清晰、逻辑思考超强。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我要的人。”
罗益强如何思考公司决策呢?他说,大公司各种资讯就多,资讯来了,你要做结论,有些资讯你就把他给删了,有些就把他归纳,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这样。
他指出,一个本地的管理者,就是把他本地所看见的business opportunity〈商业机会〉跟总公司要发展的方向聚合起来,并去说服所有决策圈的人。因为一个大公司,不是一个人做决定,而是一群人做决定,一定要有共识才行。“要能够把所有参与决定的人,调到同一个方向。”
“老美的教育真是有一套,不得不佩服。”在美国教书十年的汤明哲,孩子读美国学校,高三那年修了经济学。拿到麻省理工学院企管博士的他,一听就拍胸脯保证,“有问题来找老爸。”结果第一天就拿回一个问题,让他傻眼了。
“老师问,有什么市场机制没有运作,而政府介入,却让情况变得更糟的例子?”结果答案是“微软。”为什么?软体工业有了标准是不是会产生进入障碍?有障碍是不是影响市场机制?政府要不要干涉?干涉是不是要把微软拆掉?但有障碍真的对消费者不好吗?弥补的办法是什么? “外国大学要你绞尽脑汁,让你思考程度再往上移高一层,台湾的大学教育太像职业训练所,工作也只有要你绞尽体力,没有绞尽脑汁。”汤明哲表示,个案教学,可以让学生绞尽脑汁,又可以训练逻辑思考、批判性思考能力,“教了二十年书,我这两年感触特别强烈,个案教学还可以救台湾的学生。”
周四,台大管理学院一馆的一○四教室,汤明哲带领EMBA学生,讨论美国一家拥有自己品牌的伯恩自行车厂,到底要不要接低价OEM〈委托代工〉订单。学生上课前,先分组讨论。课堂上,每组代表都举起手来慷慨陈词。
赞成的理由,包括成本降低、规模经济、学习曲线、打开新通路、打击竞争者等等;反对的,则是品牌价值会降低、价格守不住、违反微笑曲线理论、失去的市场不易再得。
让全班为了“要不要为了未知的利益,放弃眼前可以保证的利益?”辩得不可开交的“始作俑者”──汤明哲,最后告诉大家,“你们的理由通通都对,通通都存在。”
他说,这个个案他在大陆讲过,那些国营事业主管下课后到教室外抽一根烟,回来很快就说“接了。”为什么?“现在产能利用率才百分之七十五,不接,怎么养员工?”那品牌价值降低怎么办呢?“唉!那是国家的事。”
他也到香港讲过这个个案。“香港学生一个个都拿出计算机,每一个数字都算到小数点第二位,然后告诉我,接了。”那品牌价值降低怎么办?“唉!九七快到了,不接白不接。”
课堂上哄笑成一团。汤明哲再说:“美国的经理都先看长期,再考虑有没有赚钱,所以多半选择No Go〈不接〉。”那台湾呢?“电子派都会接,化工派都摇手不能接。”那要怎么办?有人建议:“可以接下订单,再交给竞争者,”也有人说:“自己发展低价产品。” 之于企业发展,批判性思考有助于创新;之于个人,批判性思考形塑不同的身价。
今年四月,趋势大师大前研一出版《思考的技术》,提出思考的价值:上班族年薪进入百倍差距时代。一个人大学毕业、过四十五岁那年,他将会面对三种可能:年收入五亿日圆,是新事业的开创者;年收入五千万日圆,则是非他不可的创意能力者;只是依照吩咐的知识蓝领,好的话大概有五百万日圆收入。 但是这样的工作都会外移到中国或印度:“你必须觉悟,你的年薪可能会从五百万日圆降到两百万日圆。”他对于思考深度不足,提出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