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华
每个人，在每个人生阶段，都可以忙一百件事情，而因为在忙那些事情而从自己真正的人生中缺席。他可以告诉朋友：“我爸爸过世前那几年我没有陪他，因为我在忙这个、忙那个。”我相信每个人的讲法都会合逻辑，大家听完后不会有人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但人生最难的不是怎么跟社会交代，而是怎么面对自己。爸爸在2000年的12月17日过世，两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收到他送我的礼物。一九九八年十月，爸爸的左耳下突然肿了起来，起先觉得是牙周病，后来以为是耳鼻喉的问题，最后才怀疑是淋巴瘤。在此之前，爸爸一向是家中最健康的，烟酒不沾、早睡早起、一百七十五公分、七十公斤。
由于淋巴散布全身的特性，淋巴瘤通常是不开刀、而用化学治疗的。但爸爸为了根治，坚持开刀。七小时后被推出来，上半身都是血。由于麻药未退，他在浑沌中微微眨着眼睛，根本认不出我们。医生把切下来的淋巴结放在塑胶袋里，举得高高地跟我解释。曾经健康的爸爸的一块肉被割掉了，曾经健康的爸爸的一部分被放在装三明治的塑胶袋里。
手术后进行化学治疗，爸爸总是一个人，从忠孝东路坐车到台大医院，一副去逛公园的轻松模样。打完了针，还若无其事地走到重庆南路吃三商巧福的牛肉面。我劝他牛肉吃多了不好，他笑说吃肉长肉，我被割掉的那块得赶快补回来。化疗的针打进去两周后，白血球降到最低，所有的副作用，包括疲倦、呕吐等全面进攻，他仍然每周去验血，像打高尔夫球一样勤奋。
但这些并没有得到回报，肿瘤复发，化疗失败，放射线治疗开始。父亲仍神采奕奕，相信放射线是他的秘密武器。一次他做完治疗后，跑到明曜百货shopping。回家后我问他买了什么，他高兴地拿出来炫耀，好像刚刚买了一个Gucci皮包。 “因为现在脖子要照放射线，所以我特别去买了一件夹克，这样以后穿衣服就不会碰到伤口。”傍晚七点，我们坐在客厅，我能听到邻居在看娱乐新闻，爸爸自信地说：“算命的曾经告诉我，我在七十岁之后还有一关要过，但一定过得去。过去之后，八十、九十，就一帆风顺了。”他闭上眼、欣慰地微笑。
一九九九年四月，爸爸生病半年之后，他中风了。我们在急诊室待了一个礼拜，与五十张邻床只用绿色布帘相隔，我可以清楚地听到别人急救和急救失败的声音。“前七天是关键期！跟他讲话，你们要一直跟他讲话。”我跟他讲话，他听得见却不能回答。我换着尿布、清着尿袋、盯着仪器、彻夜独白。“你记不记得小学时有一年中秋节，你带我去宝庆路的远东百货公司，我们一直逛到九点他们打烊才离开……”我开始和爸爸说话，才发现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爸爸真的救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但他这硬气的老小子，真的就回来了。带着痲痹的半身，我们住进复健病房，肿瘤的治疗不得不暂停。任何复健过的人和家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漫长、挫折、完全失去尊严的过程。你学着站，学着拿球，学着你三岁就会做的事，而就算如此，你还做不到。但他不在乎看起来可笑，穿着订做的支架和皮鞋，每天在医院长廊的窗前试着抬脚。
癌症或中风其中之一，就可以把有些人击垮。但爸爸跟两者缠斗，却始终意兴风发。他甚至有兴趣去探索秘方，命令我到中坜中正路上一名中医处求药，“我听说他的药吃个三次中风就会好！”复健、化疗、求秘方，甚至这样他还嫌不够忙，常常帮我向女复健老师要电话，“她是台大毕业的，我告诉她，你也是台大的，这样你们一定很速配。”
我还没有机会跟复健师介绍自己，肿瘤又复发了。医师不建议我们再做化疗或放疗，怕引起再次中风。“那你们就放弃啰？”我质问。
医师说：“不是这么讲，不是这么讲……”
我知道我的质问无礼，但我只是希望有人能解释这一年的逻辑。从小到大，我相信：只要我做好事，就会有回报。只要我够努力，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结果呢？那么好的一个人、那么努力地工作了一生、那么健康地生活、那么认真地治疗、我们到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全家人给他最好的照顾，他自己这么痛苦，结果是什么？结果都是bullshit！
“还有最后一种方法，叫免疫疗法。还在试验阶段，也是打针，健保不给付，一针一万七。”
免疫疗法失败后，爸爸和我们都每下愈况。2000年六月，他再次中风，开始用呼吸器和咽喉管呼吸，也因此无法再讲话。他瘦成一百六十五公分、五十公斤。床越来越大，他越来越往下塌。我们开始用文字交谈，他左手不稳、字迹潦草，我们看不懂他的字，久了之后，他也不写了。中风患者长期卧床，四小时要拍背抽痰一次。夜里他硬生生地被我们叫醒，侧身拍背。他的头靠在我的大腿上，口水沾湿了我的裤子。拍完后大家回去睡觉，他通常再也睡不着。夜里呼吸器运转不顺突然哔哔大叫，我们坐起来，黑暗中最明亮的是他孤单的眼睛。
一直到最后，当他卧床半年，身上插满鼻胃管、咽喉管、心电图、氧气罩时，爸爸还是要活下去的。他躺在床上，斜看着病房紧闭的窗和窗上的冷气机，眼睛会快速地一眨一眨，好像要变魔术，把那紧闭的窗打开。就算当走廊上医生已经小声地跟我们讨论紧急时需不需要急救，而我们已经签了不要的同意书时，他自己还是要活下去的。
当我握着他的手，替他按摩时，他会不断地点着我的手掌，像在打密码似地说：“只要过了这一关，八十、九十，就一帆风顺了。”
爸爸过世后的这两年，我学到三件事情。
第一件叫“perspective”(视野)，意思是看事情的角度，就是把事情放在整个人生中来衡量，因而判断出它的轻重 缓急。好比说小学时，我们把老师的话当圣旨，相信的程度超过相信父母。大学后，谁还会在乎老师怎么说？因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事情真正的重要性就清楚了。在忠孝东路四段，你觉得每一个红灯都很烦、每一次街头分手都是世界末日，但从飞机上看，你肝肠寸断的事情小得像鸟屎，少了你一个人世界并没有什么损失。
我的视野是爸爸给我的。我把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挫折加起来，恐怕都比不上他在医院的一天。如果他在肿瘤和中风的双重煎熬下还要活下去，我碰到人生任何事情有什么埋怨的权利？后来我常问自己：我年轻、健康、有野心、有名气，但我真得像我爸爸那么想活下去吗？我把自己弄得很忙，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但我真的在活着吗？我比他幸运这么多，但当有一天我的人生也开始兵败如山倒时，过去的幸运是让我软弱，还是让我想复活？
有了视野，我学到的第二件事是：搞清楚人生的优先顺序。三十岁之前，我的人生只有自己。上大学后我从不在家，看到家人的频率低于学校门口的校警。我成功地说服了我的良知，告诉爸妈也告诉自己：我不在家时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实践理想的目的是让爸妈以我为傲。于是我毕业、当兵、留学、工作，去美国七年，回来时妈妈多了白发，爸爸已经要进手术房。当我真正要认识爸爸时，他已经分身乏术。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离家为了追求创意的人生，没想到自己的人生却掉进这个最俗不可耐的陷阱。
每个人，在每个人生阶段，都可以忙一百件事情，而因为在忙那些事情而从自己真正的人生中缺席。他可以告诉朋友：“我爸爸过世前那几年我没有陪他，因为我在忙这个忙那个。”我相信每个人的讲法都会合逻辑，大家听完后不会有人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但人生最难的不是怎么跟社会交代，而是怎么面对自己。
我永远有时间去留学、住纽约、写小说、“探索自己的心灵”，但认识父母，只剩下这几年。爸爸走后，不用去医院了，我有全部的时间来写作，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的人生变成一碗剩饭，份量虽多我却一点都没有食欲。失去了可以分享成功的对象，再大的成功都只是隔靴搔痒。
我学到的第三件事是：承认自己的脆弱。爸爸什么都没做，只是一天晚上坐在阳台乘凉，然后摸到耳下的肿块，碰！两年内他老了二十岁。无时无刻，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你要如何从其中注释出正面的意义？每一次空难都有两百名罹难者，你要怎么跟他们的家人说“这虽然是一个悲剧，但我们从其中学到了……”？
悲剧中所能勉强归纳出来的唯一意义，就是人是如此脆弱，所以我们都应该“小看”自己。不管你多漂亮、多成功，不管你多平凡、多失落，都不用因此而膨胀自我。在无法理解的灾难面前，我们一戳就破。
爸爸在2000年的12月17日过世，这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他撑到那一天，为了给我祝福。爸爸虽然不在了，但两年来，以及以后的每一年，他都会给我三样生日礼物。这三样礼物的代价，是化疗、放疗、中风、急诊、呼吸器、强心针、电脑断层、磁振造影。
他离开，我活过来，真正体会到：诞生，原来是一件这么美丽的事。即使生命是一场空，也要空得很充实；纵然人生是白忙一场，也要忙得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