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擁有全世界，還會想要什麼？這趟歷時半世紀的探索之旅，李嘉誠獲得從代代相傳的財富觀掙脫出來，那一刻的快樂。
去年九月五日，《富比世》（Forbes）雜誌集團的執行長史提夫‧富比世（Steve Forbes）將第一屆「馬康‧富比世終身成就獎」，頒給華人首富李嘉誠。
已故的馬康（Malcolm S. Forbes）是富比世集團的第二代掌門人，身為集團第三代掌門人，並參選過美國總統的史提夫說：「我祖父以前常說，做生意的目的，是製造快樂，而非累積金錢。沒有任何人比李嘉誠更符合我祖父與父親的理念。他是一個生意人，也是一個慈善主義者，他是我們這一代與下一代人的好榜樣。」
史提夫推崇李嘉誠：「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企業家。」「他是創造者，也是擴張者，更是世界著名的慈善家之一。」
今年五月，《時代》（Time）雜誌公布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兩位人士，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慈善家」（Power Givers）一項，《時代》共選出十二位，李嘉誠亦名列其中，與比爾‧蓋茲（Bill Gates）齊名（詳見第一六八頁）。
二○○五年，李嘉誠將私人投資的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anadian Imperial Bank of Commerce）持股出售，所得港幣七十八億元（約合新台幣二千五百億元）全數捐予基金會。李嘉誠，用獨到的方式詮釋商人的社會地位。而且，相較於許多企業家成立基金會，節稅考量大於捐助，李嘉誠的私人捐款，全部是繳稅後捐出。李嘉誠並訂明：「基金會所有收益，不可以為他本人、他的家族成員或基金會任何成員或董事，帶來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個人利益。」
有錢卻不快樂，開始探索內心，富貴金錢，對華人首富到底意味什麼？
因為他目睹父親從受人尊敬的小學校長，落魄到一名寄人籬下的職員。他經歷過沒錢就沒有尊嚴、沒有家、無法讀書的困境。年輕時，李嘉誠曾經是金錢主義的追求者。
一九五六年，他二十八歲，李嘉誠創業後六年，他已經躋身百萬富豪。那時候的他，體會到物質享受的樂趣，西裝來自裁縫名家之手，手戴百達翡麗（Patek Philippe）高級腕表，開名車，甚至擁有遊艇。他也開始嘗試上流社會的玩意，玩新型萊卡相機，他並在半山列提頓道半山腰買了面積近六十坪（兩千平方呎）的新宅，將母親接來同住。新宅面向維多利亞港，與當時一般香港人的住房比較，這已經算是「豪宅」。
但是，搬進新家那天晚上，他徹夜難眠。數十年後的今天，他都還清楚的記得，那一個失眠的夜晚。躺在偌大的床上，月光將窗外樹影投射進屋內，風吹得它們搖搖晃晃，如真似幻。十六年前，一家人在月光下從潮州山區倉皇逃離的景象，仍如此清晰。童年與祖母相偎而眠的溫暖，到香港後必須搬開家具才能全家打地鋪入睡，創業後以工廠為家，唯有機器運作的聲音能讓他安穩入睡、機器一停他就驚醒的日子……，曾有的快樂與痛苦一幕幕浮上眼前。新家的安靜、寬敞，顯得多麼不同。
「還不到三十歲，我就擁有足夠我一生開銷的錢。」變成富翁後，他卻茫然：「為什麼有錢不如我判斷的這麼快樂？」望著窗外，他問自己。
他走出新家，駕車往山上開，在西半山寶珊道這條單向道盡頭停下，坐在樹下的石頭上，望向維多利亞港思考：「我這麼有錢，身體很好，為什麼沒有非常快樂？我不喝酒、賭博、跑舞廳，我賺再多，也不過如此。」
「財富能令人內心擁有安全感，但超過某個程度，安全感的需要就不那麼強烈了。」李嘉誠發現，金錢帶來的快樂滿足感不能持續。
思索持續到第二天晚上，他終於找到解答：「人不是有錢什麼事都能做到，但很多事，沒有錢一點也做不到。我一路做，將來有機會，能對社會、對其他貧窮的人有貢獻，這是我來到世上可以做的。」同時從那時開始，他對金錢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不再重視一般的外表與物質，享受簡單的生活。他領悟出：「內心的富貴，才是真富貴。」
二十八歲後，他轉而探索內心的富貴。真正成立李嘉誠基金會是一九八○年，他五十二歲時，基金來自他的私人捐款。從此，該基金會就變成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一九八一年，廣東潮汕地區第一所大學汕頭大學，在李嘉誠資助與官方同意下成立。這所大學包含九個學院，其中醫學院是中國最優秀的醫學院之一。李嘉誠從加拿大、香港挖角名師擔任各學院院長，還動員他的國際人脈，邀請名人授課，致力教育改革。譬如星巴克咖啡創辦人霍華．舒茲（Howard Schultz）講授商業道德課程。少年失學的痛，轉化成他對汕大的濃郁情感。雖然他沒有大學學歷，卻能創造一所大學。「就算汕頭大學一夕之間被摧毀，我也會把它重建起來！」他說。
他也重視醫療。教育，反映他對少年失學的痛。醫療，則與父親因病去世、自己與肺結核奮戰多年有關。成立以來至今年十一月底，該基金會捐款已逾港幣八十五億元（約合新台幣三百五十億元），其中九○％用於教育及醫療。
二十七年來，李嘉誠私人捐予基金會金額究竟有多大？他不肯透露。別人難以估計，因為香港法令允許基金會可進行投資，投資回報可以在其基金會內滾存，所以李嘉誠基金會規模恐怕遠比其他人想像的大。
「我跟家裡人講，這個基金會要永遠留下，如果我今天離開（人世），基金會只要每年拿三○％的收入出來，已經比我現在捐的多得多。」李嘉誠睜大眼睛、俏皮的透露。
外界的焦點都在追逐：李嘉誠捐了多少錢？但都忽略他內心的掙扎。這是一段很掙扎的轉折。
把基金會當第三個兒子，從此豁然開朗
二○○三年春天的某個夜裡，他為了基金會的未來，徹夜未眠。他體會到自己年事漸高，但他更希望基金會能無止境的運作下去。無止境的運作，需要有一大筆資金做基礎，才能錢滾錢，做更多的事。但他擔心，這樣是否剝奪了原本該屬於子孫的財富權利。
這天晚上，他陷入沉思：「幾十年的努力工作，每一分一毫都得之不易，都是清白的錢。卻要把這麼多的錢送給你不認識的人。」這樣做值不值得？兒孫們能體會嗎？他一定不要下一代經歷他曾經有過的苦難。他曾經跟兒子說：「我吃蘋果的味道，都跟你不一樣。我吃蘋果的味道，比你們香得多。因為我小時候，經過蔬果店，那時候，燈光照著水果，非常漂亮的，非常香，但我沒有錢可以買。」
天平的一端是他的骨肉至親，另一端是可實現他認為很重要的事。他內心陷入天人交戰。
突然，他領悟出一個道理：「我現在有兩個兒子，如果，我不是兩個兒子、而是三個兒子，我是不是也要給第三個兒子一份財產？」只要將基金會視為第三個兒子，財產分三分之一給基金會，就理所當然。
「這個思想上的突破，讓我開心了很多天！那種安慰、愉快的感覺，實在是筆墨難以形容！」李嘉誠對《商業周刊》編輯團隊透露當時的心情。
「財富到某一個數字，衣食住行都無虞，握在手裡的用途就不大。如果你不能做到慷慨割捨、有愛心的話，是沒有太大意義的，頂多就是遵照華人的傳統觀念，一代交給一代，如此而已。」他說：「但如果，能將建立社會的責任，與延續後代一樣重要，選擇捐助財產有如分配給兒女一樣，那我們今日一念之悟，將為明天帶來更多的新希望。」
令他更高興的是，當他公布自己的捐款計畫後，至少有五名企業家向他表示，認同他「第三個兒子」的想法，並已對社會捐出大筆款項。「他們說，嘉誠啊，你講到我們沒想到的。我們也跟著你做。」甚至，有一次在英國，碰到一位印度大企業的領導人都跟李嘉誠說：「你這樣做，解脫我一個很大的瓶頸。」
捐出三分之一財產是多少？二○○七年初，《富比世》統計李嘉誠身價約二百三十億美元。但這個數字僅限於他對長江集團旗下上市公司的持股市價，並未計算其他私人投資。用最保守的角度估算，二百三十億美元的三分之一，約七十七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二千五百億元），基金會未來收到的捐款，將隨著李嘉誠私人財富的擴張，只會多，不會少。
「除了我固定控有股權的上市公司包括長實、和黃、赫斯基（Husky）之外，我將五十多年的積蓄，全無條件的送給世上。我慶幸自己能做出這個正確決定，一夜無眠也是值得的，自己更絕不會後悔。」
他跟家人說：「我一生可以成立這樣規模的基金，心裡絕對不會惋惜。捐出來，是高高興興捐出來，去做，也是高高興興去做，一點都不會後悔。」
如今，重新詮釋金錢…… 推崇富蘭克林，以從商所得改造社會
金錢，對而今的李嘉誠是有不同的意義。
李嘉誠曾在一場演講中，將中國春秋著名商人范蠡，與另一位商人——協助起草「美國獨立宣言」的開國元老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做比較。
范蠡與富蘭克林都是角色多元的精彩人物。范蠡是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富商。他協助句踐復國後，看透時局，轉而赴齊，從商致富。齊國人希望委與范蠡大任，范蠡卻擔心盛名將帶來惡果，於是散盡家財，分給親友鄰居，只帶少數財物遷至陶國，自稱陶朱公。他繼續從商，沒過多久，又成鉅富。
富蘭克林，這位墓碑上只簡單刻上「富蘭克林，印刷工人」的哲學家、商人、政治家、發明家、音樂家，出身清貧，卻以辦報、出版，展現他對公共事業的熱心，他的印刷業為他帶來財富，他卻利用財富建立圖書館、學校、醫院。
美國制憲會議時，富蘭克林提名華盛頓擔任大會主席，並獲一致同意。富蘭克林是被認為唯一與「美國國父」華盛頓競爭的人，但他堅持留給制憲會議的絕非名譽高位，而是胸襟與智慧。美國人民稱他為「偉大的公民」，歷史予以高度評價。
「范蠡和富蘭克林的故事值得深思。」李嘉誠說：「范蠡改變自己遷就社會，而富蘭克林推動社會變遷，他們的人生座標完全不同。范蠡只想過他自己的日子，富蘭克林卻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獻精神，建立未來的社會。」
「如同他們從商所得，雖然一樣毫不吝嗇餽贈別人，但方法與成果卻有天壤之別。范蠡餽贈給鄰居，富蘭克林用於建造社會能力（Capacity building），推動人們更有遠見、能力、動力。」
錢，是一張紙、一個銅板，也可產生巨大的改變。古今中外的商人，對於金錢各有不同的詮釋，只有極少數的商人貢獻他的金錢發揮影響力，因而也只有極其少數留名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