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外省人

陳文茜(商業周刊 84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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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蔣介石派遣二十一師登陸基隆港口。

依監察院楊亮功公布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艦隊才開到港口,便接獲情報「島內均亂民」。艦長於是下令「見人就掃蕩。」一九四七的基隆港,沒有太美麗的走道,時間也非夕陽西下。

風有點大、雨飄得細細,不知情的民眾在港灣散步著。機槍掃射初始,打出來的砲彈和太陽一樣亮,穿著拖鞋,老台式短褲的男女老少,只聽聞轟的一聲,倒躺於地,死了。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就此開始了最高潮的國家暴力鎮壓。

沒有人知道,乘著軍艦開槍的士兵,如今在那裡?他還安在嗎?他的後代還住在台灣?還是中國大陸的某個角落?

那艘軍艦,著著實實打出了台灣歷史中最重要的第一槍,從此之後的台灣史,悲情且仇恨地發展了五十多年,至今未歇。

開槍的軍隊,沒有名、沒有姓,只有二十一師代號。兇手名字未知,本地人只能辨認他們是「外來省份的人」。半個世紀以來,「兇手」被連結一個等同的擴大數萬倍的符號:外省人。

二二八事件兩年後,中國內戰中全然敗退的國民黨政府,倉皇帶著子弟兵渡海遷台。新一批的外省人,有的只十六歲,可能早起才走入田埂,就被強拉當兵。一輩子沒出過洋,從沒聽過二二八,第一站就穿著草鞋來台灣。往後的日子裡,他們多半躲在台灣的竹籬笆世界,有人退伍了,才花盡畢生積蓄買個姑娘,守個家。

打從十六歲起,這群人就沒有爸爸媽媽。

國破山河在,他們的世界只有蔣公,也只能跟著蔣公,竹籬笆外的世界,對他充滿了強烈的敵意,他們是飄洋過海的外省人,和當年軍艦上「相同」的外省人。

外省人綽號「老芋仔」,芋仔是一種不需要施肥的根莖植物,扔在那裡就長在那裡。長相不好,烤熟吃起來卻甜甜鬆鬆,削皮時手摸著,有點發麻。滿山遍野,只要挖個洞,就可找到幾顆鬆軟芋仔。芋仔命賤,「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

我台中老家對面就住著一位老芋仔,煮麵一流。沒人關心他從中國大陸哪個省份來,媽媽住哪裡,好似他是石頭蹦出來的怪物。對我們這些本省家庭,外省人不是混蛋,就是可憐蛋。混蛋在台北當官,欺負台灣人;可憐蟲就在市井街道裡,擺攤賣陽春麵。

老芋仔賣的陽春麵特別便宜好吃,夜市裡搭個違章建築,就可以從早賣到晚。

有天門口特別熱鬧,原來娶親了,姑娘從梨山山上買來,清瘦嬌小的女子,後來生了小孩,小姑娘也常背著小孩在攤前燙麵。

我喜歡買他們家的滷蛋,幾次聽到他在旁邊教他太太,麵要煮得好,放下去的時候,得立刻撈起來,再擱回去;千萬不能一次燙太久,否則湯糊了,麵也爛了。

  麵攤老芋仔有日不作生意了,哭嚎的聲音,穿透薄薄的夾板,凡路經夜市的人都聽到。

隔壁雜貨店老闆娘轉告我們家長輩,老芋仔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兒子也不要了,還把他長年積蓄、擺在床底下的現金全偷個精光。過了三天,老芋仔上吊自殺,孩子被送進孤兒院。上吊時,繩子掛在違章建築樑上,臉就對著後牆的蔣介石遺照。死,也要跟著蔣公。

麵攤老芋仔死後四十年台灣盛行本土運動,家鄉中國大陸危險擴軍,飛彈部署天羅地網,對著另一個家--台灣。四十年前的老芋仔上吊了,其他老芋仔活下來,眼看兩個家對打。

於是台灣需要飛彈情報員。誰願意在「承平時刻」仍為台灣死?沒有名、沒有姓、逮到被打毒針、可能接受酷刑、被剝皮,死了也進不了忠烈祠,誰賣命?薪水不過一月五萬,到大陸路費四十萬,買一條命,誰幹?

還是那批老芋仔的兒子!還是那群當年飄洋過海的外省人!

從老子到小子,一代傳一代,人生就是要報國;沒有國,那有家?

中華民國也好,本土化也好,外來政權也好,李扁當家也好。

竹籬笆內的子弟,活著,永遠都要跟著「蔣公」!

被吸收的情報局人員,擔任情報工作那一刻起,真名就消失了。

人生從此只剩化名,除了軍情局簡單記錄事蹟外,出了事,家人不敢鬧、不能說。 台灣人天天逍遙,十幾年來,台海平靜到人民完全感覺不了戰爭的威脅。只有這群傻外省人,老覺得國家危難,他們得前仆後繼。

老的上一輩犧生不夠,小的還得賠上一條命。

有情報員家屬向我哭訴陳情,我很慚愧,也很感慨。慚愧的是,我們常覺得自己已幫國家社會做過多事,很了不得;但站在你面前的這群人,他們怎麼從不談了不得呢?他們的傻,造就了我們人人自私的空間。但令人感慨,這些外省人無論累積多少英雄事蹟,他們的命運總陷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的那一槍,他們永遠都是「飄洋過海」的外省人。

五十幾年下來,八二三砲彈死的是外省人;    空軍公墓前走一遭,戰死的飛行員個個才二十出頭,也是外省人;    為台灣蒐集飛彈情報,保護台灣本土運動,死的也是外省人。

我無法衝口說出的是,外省人為什麼那麼笨?國家多數人並不承認他們,怎麼還願意替國家去死?

外省人啊!外省人!原罪有多深?多少付出,才能償還當年歷史的錯誤?

多少前仆後繼,多少代,才能換取本省人終究的接納?

台灣的外省人無法支撐任何一個有意義的政治力量。

隨著台灣民族主義崛起,只占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外省人,政黨如全然反映這群人對歷史的認識、對故鄉的鄉愁,贏不了。

任何一場戰役中,外省人都得當默默的犧牲者,從戰爭到選舉,他們不能大聲說出母親的名字,不能哭嚎他們的鄉愁。

他們的一切都是錯,生的時候錯,死的時候也錯;為國家錯,不為國家也錯!

西元一八九四年,一位猷太裔的法國陸軍軍官德雷福( Dreyfus ),被控出賣法國陸軍情報給德國,軍事祕密法庭裁判國罪,德雷福遭流放外島。這是法國近代史上轟動一時的德雷福事件。整個事件後來被証實是假的、捏造的;它可以成立只有一個前提;這位陸軍上尉德雷福是猷太人,不是正統法國人,他是法國的「外省人」。

在當時舉國面臨共同敵人德國情況下,法國德雷福身上的猷太血統成了祭品,目的是撫慰普法戰爭中嚴重受創的法國人心。其後法國社會分成兩個政營,雙方在報刊上相互攻擊,在議會中進行政治鬥爭,在街頭上發起群眾運動。

事件在小說家左拉發表的著名文章【我控訴】後,達到高潮。

「最後我控訴第一軍事法庭,他違反法律 …… ,我控訴第二軍事法庭,他奉命掩飾 …… 不法行為,判一個無罪的人有罪 …… ,我的激烈抗議只是從我靈魂中發出的吶喊,若膽敢傳喚我上法庭,讓他們這樣做吧,讓審訊在光天化日舉行!我在等待。」--左拉,【我控訴】

一百多年來,德雷福事件在每個社會上演著,這是左拉在【我控訴】文章中最後的預言。

民族主義者並不關心案件的法律細節、人身生命權,他們只關心事件給自己帶來的後果。

「德雷福」的影子,如今被流放到台灣。

我的朋友周玉寇,曾經對我說:「你可以大聲講話,因為你是本省人,不是外省人。」

左拉死後一百年,二二八那一槍後五十年,我們本省人,該輕輕自問一句了:外省人,該不該是有權利活下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