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財神爺


錢究竟是個中性的商品媒介 ,還是可以用來支持社會道德的工具 ?

“如果你經營風險投資,你就身價 8 億。但你竟然拿著現在的工資,你有毛病啊?”這是在曼哈頓金融界的一次講演中來自聽眾的提問,提問者是位風險投資商。被問者則是講演人, 耶魯的首席投資官大衛•史文森。

大衛•史文森是在耶魯拿工資最高的人:年收入 100 萬美元,超過校長一倍以上。但是,他在哈佛的同行,年收入在 1500 萬到 2000 萬之間。一個好的風險投資商,則可能掙到上億。所以,在金融界,百萬收入的大衛•史文森確實太過 安貧樂道 了。

再看看他的業績,就更是不可思議:他也許是歷史上給耶魯帶來財富最多的人。他的職務很簡單,就是用耶魯的捐助基金投資,使學校的財力升值。在美國,特別是私立名校,都擁有大量捐助基金。這是一個學校實力的基礎。如果能夠聰明地用這筆基金投資,學校的資產就會迅速翻番。所以,各大學會不惜工本,斥重金請一流的金融專家來經營。

耶魯的捐助基金僅排在哈佛之後,為全美第二。這筆錢的形成,當然要靠一系列慷慨解囊的校友和財主: Harkness, Sterling, Beinecke, Mellon 等等。這些名字,是美國家喻戶曉的“財神”。耶魯的許多建築、圖書館、學院都是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他們捐助的金額,從一億多到兩三億美元不等。但是,大衛•史文森的名字雖然還沒有出現在任何耶魯的建築上,他給耶魯帶來的財富則高達 78 億美元,無人能比。

這 78 億是怎麼算出來的呢?首先,在史文森的經營之下,從 1985 年到 2005 年這 20 年,耶魯的捐助基金從 13 億增長到 140 億,淨增 127 億。當然,這 20 年趕上美國經濟高速增長,股市火爆,各學校的捐助基金都通過投資大幅上漲。淨增值當然不是史文森一人之功。不過,如果拿各校捐助基金的平均增長比率來對比,在史文森的經營下,耶魯的捐助基金比按各校平均增長率創造的財富多出 78 億。這當然要歸功於他經營有方。即使和耶魯的對手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頓、斯坦福等學校捐助基金的平均增長率比,史文森的經營也比人家多生出 40 億。具體地說,這 20 年,耶魯捐助基金的年增長率是 16.1% ,哈佛雖然也表現出色,但年增長率也不過是 14.9% 。如果一位校友 1985 年捐給耶魯 1 萬美元,到 2005 年,史文森就讓這筆錢變成了將近 11 萬。如果把這筆錢放在股市中,現在也不過是 4 萬到 9 萬多。難怪史文森在哈佛的同行傑克•邁耶自歎不如:“在這個行當中,大衛是最好的。”

1985 年,當年僅 31 歲的史文森出任耶魯捐助基金首席投資官員時,耶魯的捐助基金正陷於危機之中。從 1968 年到 1979 年,美國處於高通貨膨脹,低股市的階段。耶魯捐助基金的購買力下降了 45% ,以後也遲遲不見起色。實際上,耶魯的財政危機,一直延續到 1990 年代初期。乃至學校窮到要砍掉一些缺乏競爭力的系和學科,一度甚至連社會學系也面臨著關門的危險。

捐助基金是一個學校的底氣。耶魯靠這筆錢支持著全校 28 位最頂尖的正教授,給學生提供獎學金,維修各種基礎設施,支持各種運動隊等。捐助基金在金融市場上表現不佳,一切都免談。這也怪不得,耶魯從 1990 年代初開始,在史文森的金融魔棒下漸漸反彈。科系不再砍了,像商學院這樣的新興學院,反而異軍突起。給學生的獎學金也更有競爭力了,甚至讀碩士學位也能拿包括生活費在內的全獎,所有博士學位都拿到全獎,外加暑假的經濟資助。同時,整個校園突然變成了一個建築工地。校方投入大量資金,對年久失修的建築逐個維修。號稱世界第二大的綜合健身房,本是個獲獎的老建築。拆掉重建一個現代的健身房,費用是維修老建築的一半。但是,財大氣粗的耶魯決定保留老建築,對之翻修擴建。這個健身房經過昂貴的整型後,變成世界第一大,而且照樣保留這古色古香的風格。這一切,離開了史文森怎麼可能?

當然,他並不僅僅給學校帶來財富。許多教授和員工的退休金,也跟著捐助基金經營。這也難怪,史文森的事跡以封面人物故事刊登在耶魯校友的雜誌上。許多人把他看作是耶魯成功的魔術師。

史文森出身於書香門第,是 6個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他的爺爺和父親都是化學教授。他父親還是威斯康星大學 River Falls 分校文理學院的院長。他也就是在父親的學校裡讀完了本科。 1975 年,他來耶魯讀經濟學博士。畢業後,他到華爾街工作了 6 年,但覺得華爾街不是安身立命之處。他最喜歡的還是耶魯。這時,恩師威廉姆•布朗納德正好當了教務長 ( 耶魯第二號人物 ) 。這位經濟學家清醒地意識到扭轉學校的危機必須以理財為先。而理財能力,非自己的得意門生史文森莫屬。於是他力挺史文森,破天荒地讓一位 31 歲的年輕人執掌耶魯的財政命脈。

史文森也當仁不讓,迅速在這個關鍵的位置上閃光。除了理財的天賦外,他最可貴的素質,就是其 社會責任感 和 道德準則。一個只想賺錢的人,不可能在耶魯呆這麼久。在威斯康星州長大的史文森,從小受父母的影響,認識到生活中有許多重要的事情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他一生最大的理想,是當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為公眾服務。也因此,他認為美國金融投資業的許多做法是不道德的。他的近著《非常規的成功:個人投資的基本方法》炮轟通用電氣前 CEO 韋爾奇驚人的退休待遇。

在耶魯,史文森不僅負責投資,捲入校園政治,還自願給本科生和商學院的研究生們上課。他 不願意單純地做一個賺錢機器 ,而 要做一個有良知的人 。作為經營耶魯投資的最高官員,他每天都會遇到這類道德問題:投資煙草業是否對得起那些吸煙的受害者 ( 哈佛已經從煙草業撤資,耶魯沒有行動 ) ? 是否應該用投資的方式支持社會公益?一句話,錢究竟是個中性的商品媒介,還是可以用來支持社會道德的工具?

所謂“道德投資” (ethical investing) 的問題,在耶魯已經辯論了 30 多年。 1972 年,耶魯成為第一個放棄價值中立的投資行為 ( 即所謂“消極的機構投資者” ) 的主要大學,並由學生、教師和校友組成了“投資者責任委員會”。在 1978 年到 1994 年期間,在這個委員會的敦促下,耶魯賣掉了在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的 17 家公司的股票。如史文森聲稱:耶魯 只會把錢交給有極高的道德準則的人。投資的目標是贏利還是實現某種社會理想,其間的平衡很難掌握。在史文森的領導下,耶魯的投資行為已經受到左翼和進步主義人士的批評。 史文森若不能以自己的人格為耶魯的道德標準作擔保,投資即使賺了錢,也會產生不能承受之重的政治後果。史文森之不可或缺,就在於他立功,立德,立言;兼理財、政治、和知識才能於一身,能夠同時對付金融和道德的問題。這二十年耶魯的成長離不開他。他為耶魯創造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