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萬山講《傷寒論》 第01講

《傷寒雜病論》的作者

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張仲景勤求古事,博采眾方,系統總結漢代以前的醫學成就,結合自己的醫療實踐,撰寫出了《傷寒雜病論》一書,該書融理、法、方、藥於一體,奠定了中醫辨證論治的理論基礎,被後世譽為方書之祖,張仲景也被後世尊稱為醫聖,唐宋以後《傷寒雜病論》分為了《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書。

這次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二十一世紀中醫藥網路教育中心組織的中醫藥現代遠端教育示範教學,推薦我來講授《傷寒論》。雖然我學習、研究、講授《傷寒論》有30 多年的歷史,但是面對錄音、錄像這樣一個現場,我還是感到心裡有壓力。 前天中午和幾位朋友在一起吃飯,其中有一位朋友是電影導演,而且還是一個很有名的電影導演,他拍了許多電影,然後我們就說他的藝術成就是很高的。可是他說電影是一門遺憾的藝術,我就問他,為什麼說電影是一門遺憾的藝術呢?他說,我拍每一部電影都要精心地選擇劇本,精心地選擇演員,精心地編導,認真地拍攝,認真地剪輯,認真地配音。那麼當電影完成以後,我重新再看再放映的時候,發現每一部電影都留下了許多許多的遺憾,所以他說電影是一門遺憾的藝術。由此我就聯想到我們寫書我們講課,我們在寫書的過程中,對每一部書,我們都是精心地構思,細心地寫作,認真地校對。最後書出版了,再拿回來一看,哎呀,這個地方為什麼是這麼寫?這個地方文字還應當可以再精煉。所以每一部著作都是一個遺憾的創作。我們講課也是這樣,我們常常精心地備課,上課的時候認真地講授,和同學之間進行心靈的交流,進行學術的溝通。我上課的時候,有同學錄音,也有少數同學錄像。下課以後,我聽聽他們的錄音,我看看他們的錄像,我說,哎呀,這個地方我怎麼居然發生了口誤,哎呀這個地方我還可以再增加一些鑒別比較的地方,那麼這個地方呢,我還應當再更深一步地分析。每一節課也都留下了遺憾,所以我常常說,我們上課,恐怕每一節課都是一種遺憾的講演。所以現在面對錄音、錄像,我在進行《傷寒論》的教學時,當然會有壓力。更何況我們全國範圍內,研究《傷寒論》的,在《傷寒論》的教學和研究,以及臨床上有精深造詣的,可以說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因此,我在這裡講課,如果說就是隨隨便便的一堂課,講過去就講過去了。可是現在我們要錄像,我們要製成光碟,要請全國的同行專家評頭品足,我當然會有壓力,當然會有緊張。不過既然已經把我推到了這個位置,我就認真地講授,也是把我的學習向各位同行,向每一位同學作彙報。

大概在二十世紀末,世界醫學界召開過一次學術會議。這一次醫學界的學術會議重點討論的議題是“群體化的治療方案和個體化的治療方案,哪一個更先進,哪一個更優化?”所謂群體化的治療方案,就是同一個病用同一種治療方法,不管是張三李四、王五趙六,不管是男婦老幼,都用規範的統一的治療方案,這就叫群體化的治療方案。 像1999 年末,有一次流感流行,我們的醫院就根據這次流感流行的主要臨床特徵,搞了一個協定處方,用大的煎藥設備,煮出大量的湯藥來,每一個流感的病人都用同樣的湯藥來治療。當然,大多數病人吃完這個湯藥以後,效果很好,這種方法就叫群體化的治療方案。什麼叫個體化的治療方案呢?就是針對每一個病人感受邪氣以後,他的具體反應狀況,也包括他的身體素質,制定上一個非常符合這個病人具體情況的這樣的一個治療方案,就叫個體化的治療方案。我還舉那一年的流感的例子,有的人吃了我們群體化治療方案的藥療效不好,沒有退燒,我們就根據他的具體情況,或者辨為風寒,或者辨為風熱,或者辨為挾濕,或者辨兼有陰虛,然後我們用辨證論治的手段開一個 符合他本人證候表現的這種方劑,基本上用上一付藥,燒就退了。這就叫個性化的治療方案。 在二十世紀末這次醫學界交流討論會上,大家一致認為個體化的治療方案在當代仍然是最先進的治療方案,應當是最先進的選擇。然後大家就討論了在世界醫學史上是哪一位醫生創立的個體化的治療方案呢?他的代表著作是什麼呢?大家一致認為創立個體化治療方案的醫家是中國的張仲景。他的代表作就是流傳到我們今天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所以這次我給大家講授《傷寒論》,應當是個體 化治療方案的代表,而創立這種方案的著名醫家張仲景,這是我首先要介紹的問題。

《傷寒論》的作者,嚴格地說,張仲景他寫的書叫《傷寒雜病論》。《傷寒雜病論》在流傳過程中不得已被分為了《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著作,所以我們這裡講的作者張仲景實際上指的是《傷寒雜病論》的作者。張機是他的名,仲景是他的字,他的生活年代大約在 西元150 年到219 年。由於範曄的《後漢書》、陳壽的《三國志》都沒有給張仲景做傳,我們能夠大體瞭解他的史料的,像王叔和的《脈經》,像王叔和整理的《傷寒論》,像晉朝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序》, 像宋代《太平御覽》所引的“何顒別傳”。一直到了宋代國家校正醫書局,在校勘刻印《傷寒論》的時候,所寫的《《傷寒論》序》,雖然到了明代的李濂的《醫史》,寫了《張仲景補傳》。還有明代的一些地方誌,比方說,明•嘉靖年間的“南陽府志”,嘉靖年間的“鄧州志”,片片斷斷地記錄了張仲景的一些事蹟。我們就根據這些片片斷斷的歷史文獻記載來介紹張仲景的一些生平事蹟。張仲景生活的年代是西元150~219 年,這個年代也是推測的。有的人考證其生年是在西元151 年,這也是一個推測。這是一個 什麼年代呢?我們舉出和他同時代的三位大家都熟知的歷史人物,曹操,他的生活年代是西元155~220 年,張仲景比曹操大約大五歲。劉備,生於西元161 年,死於西元223 年。還有一個醫學界非常著名的人物華佗,他的生年我們現在沒有確切的考證,他的卒年是西元208 年。所以張仲景和曹操、劉備、華佗都是同時代的人物。這正是東漢末年。這個社會背景正是戰爭連年不斷,而且天災連年不斷的這樣一個社會背景。所以我們瞭解他的生卒年代,主要是瞭解他的生活的時代背景。(籍貫:)他是什麼地方的人?他是東漢南陽郡涅陽人,這個地方相當於現在的河南省(南陽地區)鄧縣。鄧縣有一個東稂鎮,東稂鎮的西北1.5 公里左右有一個張寨村,這個張寨村在清朝的末年,北門還保存著。這個北門上面有一個石頭刻的匾額,上面寫著“古涅陽縣”,所以由此可以證實,這個河南省南陽地區鄧縣的張寨村就是古涅陽縣的縣址。張仲景就是這個地方的人。

我們考察他是什麼地方的人有什麼作用?因為他是什麼地方的人,在他所寫的著作裡就有方言的特徵,所以知道他是什麼地方人,主要是為了讀他的書,對他書中方言的準確含義能夠仔細的瞭解。你比方說,在《傷寒論》中有很多地方談到了“桂枝不中與之也”, “柴胡不中與之也”,這個“中”和“不中”直到今天,仍然是河南地區的方言。“中”就是“可”的意思,“不中”就是不可,“不中與之”就是不可與之,這是典型的河南當地的方言的特點。又比方說,在《傷寒論》中這個“熬”字,我們現代的《詞源》說,小火慢慢煮就是熬,像我們現代漢語中通常所說的熬粥,熬藥都是這個意思。在《傷寒論》中有“巴豆,熬,去油” ,“虻蟲,熬,去翅足”,“白粉熬香”,“杏仁,熬黑”,如果我們用今天的“小火慢慢煮”來解釋這個“熬”,杏仁,小火慢慢煮怎麼能煮黑呢?巴豆,小火慢慢煮,怎麼能煮去油呢?特別是那個白粉,白米粉如果加上水小火慢慢煮,那就煮成稀糊了,怎麼能煮香呢?我們要考察這個字怎麼考察?這可能是仲景當時用的一個方言。西漢楊雄寫過一本書,它就叫《方言》,他是以當時的普通話來解釋地方話的。《方言》裡對這個“熬”是怎麼解釋的呢?他說:“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關西隴冀以往或謂之[火備],秦晉之間或謂之炒”,西漢楊雄的這段話,他說:“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沒說加水,就是只用火而使五穀雜糧乾燥,並把五穀雜糧做熟了。“自山而東”,就是山東這個地方,“齊楚以往”,齊國,楚國這個地方把它叫做“熬”。“關西隴冀”這是陝西的一部分,甘肅還有河北的一部分“或謂之[火備]”,這個[火備]乾的“[火備]”,這個字[火備] 和這個字(焙)都是一樣的。“秦晉之間或謂之炒”,秦是陝西的一部分,晉是山西的一部分,那個地方有的人把它叫做“炒”。可見在漢代,這個“熬”、“[火備]”、“炒”,含義都是一樣的。都是用火而使五穀雜糧乾燥和做熟,也就是說“熬”字在這裡,就是“炒”的意思。

張仲景是什麼地方人呢,張仲景不是河南南部的人嗎?河南南部在古代屬於楚國的北部,所以仲景是楚人,那麼是楚人的話,他當然就用的是楚地的方言。所以他在《傷寒論》中的這個“熬”字就是指的炒的意思。這樣我們就理解了在《傷寒論》中,“杏仁,熬黑”就是杏仁炒黑,“巴豆熬去油”,就是把巴豆炒一炒,炒去油,巴豆的毒,全在這個油裡頭。所以中醫有一句話叫做“巴豆不去油,力大如老牛”,炒一炒就把它的油去掉了。特別是這個白粉,你看這個“粉”字是“米分也”,“研米使分散也”,它的本意就是米的細末,就是米粉。那麼什麼叫“白”呢?漢代“稻曰白”,你看那個《周禮》注疏,注這個“白”,“稻曰白”,所以白粉就是白米粉。我們有一次考試,有一個名詞解釋,有一個學生大概既沒有聽老師上課,也沒有看書,答“白粉”這個名詞解釋的時候,他居然寫了一個“大煙土”。白粉就是白米粉,白米粉炒一炒就能炒香,熬香就是炒香。我們北京有一道菜叫作米粉肉,它就是拿五花肉放上佐料醃好了以後和這個炒香的米粉混合在一起,上籠屜上蒸,蒸完了香酥可口,不肥不膩,所以這個“白粉熬香”就是炒香。我們知道仲景是楚人,所以在考證這個“熬”在《傷寒論》中的本來的含義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它是指的炒。所以我們瞭解張仲景是什麼地方人,主要是為了讀他書,瞭解他書中方言的一些確切含義。

張仲景的心理素質怎麼樣?作為這樣一個名醫,他一定有他特殊的心理素質。仲景在年青的時候,曾經找過一個心理學家,叫何顒的先生,請教何顒說:“先生您看看,我長大了我將來適合做什麼工作。”何顒是很了不起的一個人物,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心理學家。那個時候他看曹操,說現在天下大亂,漢朝將要滅亡,治理國家,統一天下的一定是這個人。他說得很準,所以仲景也找他來看一看。何顒說:“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這件事情記載在《太平御覽•何顒別傳》裡,這本來是說何顒說話說的準確,預測得準確。他說:“仲景先生,你‘思精而韻不高’,你是一個善於深思熟慮,性格內向的這樣的一個人,而不是那種大喊大叫的喜歡張揚的人,所以如果你今後要做一個醫生的話,那你一定是一個高明的醫生。”這是張仲景的素質。

北京中醫管理局說,我們在座的同學將來都是培養北京市的名醫的,我想我們作為一個醫生這個職業的話,你一定是胸有成竹的,穩如泰山的,讓病人一看,就給人一種信任感的,應當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這樣的心理素質的人。而不能是個大喊大叫的、毛毛燥燥的,讓病人一看見,哎喲,這大夫給我開的這個方子,我敢不敢吃呀?沒有一種信任感。所以作為一代名醫,也應當學習張仲景的深思熟慮的這種心理素質。

仲景的學醫經歷。宋臣(林億等),《《傷寒論》序》裡有一段話,說“張仲景,《漢書》無傳”,《後漢書》沒有他的傳記,“見《名醫錄》云”(《名醫錄》是唐代的甘伯宗所寫的一本書,非常遺憾的是,《名醫錄》今天我們已經看不到了),說:“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說張仲景最初學醫是跟他的同鄉張伯祖學的,學的結果呢,就是把張伯祖的學術經驗學術思想全面進行了繼承。所以當時的人說,他的理論知識和實踐水準都超過了他的老師,那麼可以說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而且從張伯祖和張仲景對中國醫學的貢獻來看,仲景的貢獻要遠遠超過他的老師。這件事情,給我們兩點啟示,一點啟示是名師出高徒,這個宋•張杲《醫說》就寫過張伯祖,說張伯祖“南陽人也”,他是“獨好方術,診處精審”,無論是診斷還是處理都非常精當,都非常謹慎,“療皆十全”,治療就是十個病人來看病能治好十個,“為當時所重”,是當時的大家非常重視的,非常尊重的一位名醫。“同郡張仲景,異而師之,因有大譽”,那麼他的同鄉張仲景非常尊重他,就跟他學習,所以張仲景也因此有了很大的聲譽,這就是名師出高徒。所以我們今天組織師帶徒,應該說這個教育方法是符合中醫學術繼承的發展規律的。這是一個啟示。

第二個啟示是,師帶徒也可以出名醫。仲景沒有進過什麼大學,但是他是中醫臨床醫學的奠基人,他的職務在宋代國家校正醫書局所寫的《《傷寒論》序》裡頭,引用了唐代甘伯宗的《名醫錄》的一段話,關於仲景的職務寫了這樣幾個字,說:“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這個“孝廉”不是一個職務,也不是一個職稱,他是指的在當時社會,對於基層的一些孝順父母,廉潔奉公的優秀青年的一種榮譽稱號。以後政府在選拔官吏的時候,就從這些孝廉中的優秀者來作為選拔官吏的一個基礎。所以仲景做孝廉的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當然沒有史書記載了這個“官至長沙太守”,長沙這個地方,在漢代是一個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交通重鎮,長沙太守在史書上都是有記載的。你看我們查了史書,有記錄長沙太守有孫堅,就是孫策、孫權的父親,很有名的,其後有蘇代、有張羨、有張懌、有廖立、有韓玄,而韓玄就是黃忠的原來的那個上級領導。你看這些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因為這是一個重鎮的太守。可是張仲景呢,他做太守的事情史書上沒有記載,有一個電視劇就推測他,說在歷史上記載的這些太守中間有空上幾個月的,沒有人做太守,那張仲景就是在這段時間做太守的。這只不過是電視劇中的一個推測,沒有史書作為憑據。後代,特別是明代以後的地方誌,也有張仲景作長沙太守的這種記載。

在明代的崇禎五年,也就是西元1632 年,在南陽城東,農民挖井的過程中,挖出一個石碑來,這個石碑上寫著十一個字:“漢長沙太守醫聖張仲景墓”。這個石碑出土以後,這個石碑現在保存在南陽醫聖祠,專家們考證,它的石刻的風格、碑框的花紋,還有碑框的配畫,還有圖式都和晉末南北朝的石窟造像和當時的那些古墓的一些彩畫的風格都相類似,都相仿佛。1981 年在整修醫聖祠的過程中,人們把這個墓碑往下挖一挖,在這個墓碑的根基的基礎下面發現了一個碑座,碑座的側面刻著4 個字,叫“咸和五年”。咸和是晉成帝司馬衍的年號,咸和五年相當於西元330 年。 “咸和五年”這4 個字是刻在碑座的一側的,字體也很不規範,歪歪扭扭的,看起來就像刻碑的這個刀工試他這個刀的時候,試他這個鐵筆的時候隨意刻上的。如果說這個碑體和碑座是同一年代的東西的話,那也就是說這個碑如果是立在西元330 年的話,離仲景去世也就是100 年多一點,這個墓碑對考證張仲景做長沙太守就有重要的文物價值。非常遺憾的是,這個碑座是漢白玉的,碑體卻是青石的,而碑座的這個字體呢和碑體的“漢長沙太守醫聖張仲景墓”這11 個字的字體又完全不同,所以人們就覺得呢,這個碑座可能是比較早,而碑體可能就晚一些。從花紋來看,也像晉末南北朝時候的作品,所以說它對考證張仲景作為長沙太守有重要的價值。

可是後來我冷靜一想,在這個墓碑上,有兩個要素,一個是“長沙太守”,一個是“醫聖”,如果我們考證長沙太守得不出結論的話,我們看一看醫學界是什麼時候把張仲景稱作醫聖的。醫學界還沒有把張仲景稱作醫聖的話,這個墓碑是不會這樣刻的。首先我們想一想,在漢代當時沒有人把張仲景叫醫聖,如果把張仲景叫醫聖的話,那《後漢書》《三國志》肯定會給張仲景作傳,但是這兩部史書都沒有給他作傳,所以當時沒有人把他叫做醫聖。稍後王叔和在整理《傷寒雜病論》的過程中,他只提到了說 “今收采仲景舊論,對病真方”,收集張仲景的過去的這些著作和對病的真方,在這裡直接稱仲景,肯定沒有把他稱做醫聖。再後來晉朝的皇甫謐在《針灸甲乙經序》裡頭,他有這樣一段話,說“伊尹以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數十卷,用之多驗”,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說伊尹這個人,以他僅次於大聖人的才能,你看“亞聖之才”,僅次於大聖人的才能,“撰用《神農本草》”就是參考了《神農本草經》,“以為《湯液》”,寫成了《湯液經》。“仲景論”,而仲景的著作“廣伊尹《湯液》”,就是補充、擴展了伊尹的《湯液經》。“為數十卷,用之多驗”,在臨床上用起來多有效驗。晉朝的皇甫謐把伊尹這樣一個古代著名的醫生才叫做“亞聖”,所以那個仲景呢,只不過在亞聖的基礎上,補充、擴展了《湯液經》的一些內容,繼承了《湯液經》的內容,然後寫了一部著作,而這部著作在臨床上應用的是很有效驗的。可見在晉朝的皇甫謐的時代,根本沒有把張仲景叫做醫聖,他才把伊尹叫做亞聖。

到了唐代,孫思邈寫《千金要方》說“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不傳”,直接就稱“仲景要方”,直接就稱“仲景”,也沒有絲毫談到仲景是聖,是亞聖,和聖沒有貼邊。在《外台秘要》裡,也引用了什麼張仲景方、 仲景方,也是直接稱呼“仲景”。要是一個聖人的話,那麼還直接稱名字嗎?所以在唐代也沒有人把他稱聖。宋代國家校正醫書局,校勘刻印《傷寒論》的時候,這是西元1065 年,在《《傷寒論》序》裡頭,它說“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實際上這段話是根據晉朝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序》的那段話而來的,說張仲景他是根據伊尹的《湯液經》的法則,而伊尹是根據《神農本草經》的內容來寫的著作。底下他說“得不謂祖述大聖人之意乎”,說這難道不是繼承了大聖人的意思嗎?所以宋朝的林億、孫奇、高保衡,國家校正醫書局的這些官員,在《《傷寒論》序》裡頭非常明確地說張仲景只不過是繼承了古代大聖人的意志,並沒有把張仲景本人稱為醫聖。

其後在西元1144 年,成無己寫成了《注解《傷寒論》》,再後一些成無己寫成了《傷寒明理論》。在這兩部著作裡,成無己仍然是遵循了宋代國家校正醫書局的這個口徑,說張仲景所做的工作是類似於聖人的工作,是繼承了聖人的工作,仍然沒有把他稱作聖。在1182 年,金人劉完素他所寫的《素問玄機原病失》這本書裡頭,他明確提到了“仲景者,亞聖也”,這才和聖沾了邊,但是沒有直接稱“醫聖”,而是次於聖人。“亞聖”,次於聖人。再往後,到了1526 年,李濂寫成了《醫史》,他說仲景被“論者推為醫中亞聖”,這已經到了明代1526 年,仍然沒有把仲景稱作醫聖,直接稱張仲景為醫聖的是西元1589 年,方有執,研究傷寒的大家,錯簡派的創導人,寫成了《《傷寒論》條辨》。在《《傷寒論》條辨》這部著作裡,方有執說:“……稱仲景曰聖”,那麼這以後,在醫家的著作中,把仲景稱為聖的才多了起來。而張仲景的那個墓碑是什麼時候發現的呢,剛才說了是1632 年被發現的,應當認真的說,什麼時候醫學界才把張仲景稱為聖的,是1589 年方有執的《《傷寒論》條辨》開始才把仲景叫做聖。而這個墓碑是1632 年發現的,是在方有執的《傷寒論條辨》刊行以後所發現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仲景墓碑發現的這個過程也非常蹊蹺,在清朝的康熙年間徐中可寫過一本書,叫《金匱要略論注》,在《金匱要略論注》裡有一篇文章叫“張仲景靈異記”,在“張仲景靈異記”這篇文章裡頭,他寫了一段非常蹊蹺的故事,說明代有一個讀書人叫馮應鼇,馮應鼇得了發熱惡寒的病,奄奄一息,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夜裡做夢,夢見來了一個神人,穿著黃衣服,戴著金帽子,這個神人拿手摸了他的全身,頓時他感到全身骨節舒暢,馮應鼇在夢中就問:“你是什麼人呢?”那個神人說:“我是南陽漢長沙太守張仲景”。

你看他自己沒有說醫聖,說我今天治好了你的病,我也有比較尷尬的事情要請你幫忙,或者說我也有困難的事情要請你幫忙,在這個南陽城東四裡的地方有一個祠,祠後面七十七步有我的墓,過幾年以後會有人在我的墓上打井,能夠制止這件事情的只有你,說你到時候到那裡制止他們繼續在我的墓上打井,然後給我重新整修一下這個墓。

馮應鼇一覺醒來,出了一身大汗,怕冷發燒就退了。後來他一直記著張仲景在夢中的托咐,幾年以後,實際上4 年以後,他就來到了南陽城東,果然看見菜園子的農民正在打井,而且正好挖出一個石碑,這個石碑就是“漢長沙太守醫聖張仲景墓”,所以我覺得,這個墓碑就是明代人給他建立的,只不過神乎其神的編了一個故事罷了。

因為“醫聖”在晉、在唐、在宋都沒有人直接稱醫聖,只有到了明末了,1589 年方有執的《《傷寒論》條辨》才開始稱仲景曰醫聖。而這個墓碑就直接說“漢長沙太守醫聖張仲景墓”,那應當是明朝末年的人給他立的。可是為什麼墓碑的周圍的圖式,花紋,刻得像晉末南北朝的這個風格呢?現在的人給古人立墓碑的時候,或者是給他建紀念堂的時候,總要模仿這個人當時代的一些東西。你像北中醫藥大學圖書館門前,有張仲景的塑像,張仲景塑像那周圍,有漢白玉的欄杆,漢白玉的欄杆上就有許多的畫,這個畫就是選自於漢代古墓的一些圖式和一些畫。那過上幾千年以後,人們再到我們中醫學院的舊址上去考查,哎喲,一看,這有個張仲景的像,一看這個像的周圍的欄杆上刻的這些花紋都和漢代的哪個時候的古墓的花紋相仿佛,你能說明這個塑像是漢代人建的嗎?所以後人給前人、給古人造像也罷,立墓碑也罷,在墓碑的這個裝飾花紋上,模仿他當時代的一些東西,那是可以完全做得到的。那個碑座上寫的“咸和五年”是怎麼回事呢?那沒准是後人在立碑的時候,找到了古代的一個碑座,所以就把它代替來做碑座了。這都是我的推測了。

當然,我今天講這件事情,評價仲景對醫學的貢獻,並不在於他做過沒做過長沙太守,而在於他的醫學貢獻。不過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自從宋代國家校正醫書局在《《傷寒論》序》中引用了唐代甘伯宗的仲景“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的話之後,醫學界就以“長沙”作為仲景著作,或者仲景其人的一種代稱。你比方元代呂履有一本書,叫做《長沙用藥十釋》,那麼《長沙用藥十釋》一提“長沙”,我們就知道是張仲景用藥,是呂履對張仲景用藥規律的一種解釋。清代的黃元禦有一本書叫《長沙藥解》,那也是解釋張仲景用藥規律的一本書。清代的陳修園有一本書,叫做《長沙方歌括》,你如果不知道張仲景做過長沙太守的這個說法,你就不知道書裡的“長沙”是指的什麼。你看這本《長沙方歌括》完全是《傷寒論》中的方歌的歌訣,為什麼叫“長沙方歌括”呢?就因為歷史上有仲景做過長沙太守的說法。在這裡就以“長沙”指代仲景的著作。連日本人也有一本書叫《長沙證匯》,《長沙證匯》這本書是《傷寒論》中證候的歸類和分析。所以在中醫學界,許多著作裡頭都以“長沙”作為仲景著作的指代,或者仲景其人的指代。

我講這件事情,主要是想讓大家瞭解這個問題,關於張仲景的著作,主要是《傷寒雜病論》十六卷,這個名字根據《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來說,也叫《傷寒卒病論》,是“雜病論”還是“卒病論”,到現在仍然爭論不休。這十六卷著作,由於在漢代它沒有刻版印行的技術,所以隨著戰亂,它很快就丟失了,在它的流傳過程中,被不得已的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著作。是怎麼沿革的?怎麼分成兩部書的?下面會有專題討論。但是對《傷寒論》,對仲景的著作,歷史上的史書上,像《晉書》、《唐書》,它的記載也是不一樣的。有的寫成是《張仲景要方》,“仲景要方”,這個重要的“要”,有的寫成《仲景藥方》,是中藥的“藥”,還有的寫成《張仲景《傷寒論》》,為什麼書名不一樣呢?因為那個時候,沒有出版物,都是傳抄。既然是傳抄,你叫它什麼名字都可以。不像我們今天,有出版物,這個書名就是固定的。哪個時候沒有出版物,都是抄本,寫什麼書名都是可以的。

關於張仲景的學生,在地方誌上也有不少記載。像杜度,是他的學生之一,人很聰明,而且在當時跟張仲景學習,在醫療技術上也很有聲望。還有個叫衛汛的,張杲裡面也有記載,他也是張仲景的學生,而且也有不少著作,只不過這些著作都失傳了。余嘉錫先生,他的考證,他在《四庫權術辨證》這部書裡頭考證,他認為王叔和是張仲景的親受業的弟子。所以王叔和作為張仲景的一個弟子的話,他整理他老師的《傷寒雜病論》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能夠直接接受老師的著作。這是關於張仲景的學生。

張仲景作為一個中醫臨床的奠基人,被後世所景仰,直到現在,南陽的醫聖祠,還連年整修。人們在紀念他,被今天的人稱為醫聖,被後世稱為醫聖,應當說是中醫學界的,是中醫學術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奠基人。所以在二十世紀末,當大家討論個體化的治療方案和群體化的治療方案,哪一個更先進?哪一個更優化的時候,大家認為個體化的治療方案是最先進的、最優化的,而創立這種方案的人就是張仲景。